明代洪应绍则认为“法”字应作名词解：“予谓法非效法之法，乃如心法、治法之法耳。盖曰人之法，即地是；地之法，即天是；天之法，即道是；道之法，即自然是。通天地人，总一自然之道而已，正所谓混成者也。”（《道德经测》）
清代李大儒认为：“此法字，只作次字解。言人所以独大者，以其全体太极也。若论生之序，则人次于地，地次于天，天又次于太极，太极又本乎无极也，故曰道法自然。”（《道德经偶解》）
清代吴世尚认为：“此法字非取法之法，乃与道为体，体字意也。人之生也亲乎地，地之气也承乎天，天之运也顺乎道，道又无为而为自然，而不知其何以然而然者也。”（《老子宗指》）
清代邓晅说：“法字，当作循字解。人之形骸丽于地，生成长养，皆循乎地，故曰人法地。而时行物生，实天之所为，地循乎天，故曰地法天。而天则循乎道而已，道循乎自然而已。若训法为效法，义不可晓矣。”（《道德经辑注》）
近代严复则推崇熊元锷（字季廉，1879－1906）对“法”字的解释：“法者，有所范围而不可过之谓”。他认为此种解释“洵为破的之诂，惟如此解‘法’字方通”。（《老子道德经评点》）胡远濬和许啸天也与严复的见解一致。胡远濬说：“法，则也，有所范围而不可过之谓。……由此可见地之不离天，天之不离道，道之不离自然，一而已。”（《老子述义》）许啸天说：“法是范围的意思。人须守天地大道自然的范围，才能生存。”（《老子注》）
民国汪桂年认为：“法者，等同之谓也。人同地，地同天，天同道，道同自然，是人亦同天，亦同道，亦同自然；地，亦同道，亦同自然；天亦同自然，故人地天道云者，一自然耳。”（《老子通诂》）
五、人只法地乎？
唐代李约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样的断句不以为然。他说：“后之学者不得圣人之旨，谬妄相传，凡二十家注义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域中五大矣，与经文乖谬，而失教之意也。岂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又况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义理疏远矣。”他认为，应该读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解释为：“法地地，如地之无私载。法天天，如天之无私覆。法道道，如道之无私生成而已矣。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言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王者当法之尔。自然理者，是覆载生成皆不私也。”（《道德真经新注》）
李约认为人不只是法地，归结点是法自然，这都很有见地。但是一定要改变断句，则仍觉不妥。“地地”、“天天”、“道道”的用法并不见于他处，故不能援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杨公骥在与赞同李约断句法的张松如商榷时即指出：“先秦文籍言天地道者甚夥，从无将之单词叠成辞者。”（见张松如《老子说解》）刘笑敢也指出：“虽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句法早已有之，但是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再当作宾语，就是相当奇特的句法了，很难找到旁证。”（《老子古今》）
明洪应绍说：“人法地四句，诸家之解不同。旧谓转而相法，于道法自然句义不得通。唐李约独以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为句。天地有形，有所以为天地者，以天天、地地为句可也。道又有所以为道者乎？亦支离矣。”（《道德经测》）他主张道无所法，以法作名词解，故认为“道道”讲不通，反问“道又有所以为道者乎”？
有些注家认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只是一种行文的方便，是由人依赖大地生长往上推，根本用意是说人要法自然。不可“以辞害意”，说人只法地。有的更认为，地、天、道之相法，并不是老子想要表达的真意，只是行文如此而已。如北宋陈景元说：“谓王者法天地则至道也，非天地至道之相法也。”（《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近代魏源说：“道本自然，法道者亦法其自然而已。自然者，性之谓也。人而复性，则道之量无不全矣，非谓人与天地辗转相法，而以道为天地之父，自然之子，并王为域中五大也。”（《老子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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