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月氏|帝国遗民: 大月氏霸权崩溃后的吐火罗系后裔】但他们在技术改变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始印欧语言。这也让他们成为了夹在中亚与东亚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并很快因此而遭受磨难。
秦汉之际，已经被大大拓展东亚地区，出现了结果性的震荡。秦国的二世而亡，在开始与结束阶段都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相比已经被军国主义榨干的关中腹地，昔日隶属燕赵的北部有更多具备迁徙能力的人群。一直在鄂尔多斯草原上韬光养晦的匈奴人，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好时机。
由于后来绵延数代的汉匈战争，这段动荡年代的很多大事件被流传至今。原本雄踞蒙古高原北部、西域和河西走廊的月氏人，在崛起的匈奴偷袭下崩溃。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西迁，并击败了斯基泰文化族群的最东端代表--乌孙。这也为匈奴与乌孙人的联合，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从人种和语言来看，吐火罗系与伊朗系的关系要更为亲密。但在政治与军事压力的促使下，乌孙人还是很自然的与匈奴更为亲近。这就好比是二战前十年的美国，还在担心的那个英日同盟一样。同为斯基泰骑马文化载体的乌孙-匈奴联盟，也有充分的动机联合起来。这一阶段的历史成果，便是联军对西迁大月氏人的二度暴击。吐火罗系的霸权，被彻底击溃。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大月氏与匈奴的激烈互动，也向西影响了中亚东部的格局。如果秦汉的动荡一般，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东征，也对亚洲各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文明洗牌。入驻各地的希腊殖民者，由于和周遭的居民差异太大，而往往局限于自己的城市。尽管影响深远且潜移默化，但这种脆弱的结构还是经不起源源不断的大风大浪。月氏人的两次失败，也造成了塞种人的纷纷南下。他们的骑兵摧毁了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北部的一些城市，然后根据去最薄弱地区发展的原则，一路肆虐到印度西北部。所以，当大月氏的残部最终抵达中亚，他们几乎毫不费力的就接手了当地的所有希腊城市。
这是古老的吐火罗族群，第一次发生有史可考的分化迁徙。因为过去的旧强权崩溃，从不意味着治下子民的烟消云散。近现代才会出现的人滚地留，在古代统治者眼里是最可耻的浪费。所以，在部分月氏人随着贵族们远遁后，还有数目客观的部族选择留在原地。参考日后北匈奴王族的灾难性西迁，你就知道这种整体性搬家的风险有多么巨大。而汉朝的史料与俄罗斯考古学家的发现，也都证明了月氏人在匈奴治下的西部地区，占据相当的比例。
同时，远遁中亚的月氏人也并不集中于一起。他们首先是在巴特克里特北部建立自己的松散霸权，依靠分封贵族统治原有的希腊化省份。然后又分出部分人进入西北的河中地区与花剌子模。他们彼此并不互相隶属，但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却意义重大。
但至少在这个阶段内，大月氏人是力量不足的。他们必须在新的环境下，努力适应原先的希腊-波斯-东伊朗混合文化。尝试习惯如何治理更多的农业地区和多山环境，并和那些远比自己文明水平更高的居民共处。在他们的周围则是众多族群迁徙后重新组合建立起来的联合政权。无论是被自己掠过的大宛，还是在锡斯坦与西北印度出现的印度-斯基泰王国，都属于斯基泰-塞种文化。西面还有一个日益强大起来的帕提亚帝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出色的骑兵部队。
所以，当汉史张骞邀请他们回河西故地去做天朝的藩属时，已经学会欣赏希腊文化的月氏君主也就断然拒绝。纵使本人他有此念头，他麾下的五大诸侯也不太可能答应。这其中就有适应中亚生活最为迅速的贵霜候。
当然，在留在故地与远走巴克特里亚的月氏人外，还有一些吐火罗系的移民容易被人忘记。这其中既有以西域城市龟兹为代表的绿洲小邦，也有向南躲入青海边区的小月氏人。前者就如同那些皈依匈奴王权的月氏人一样，是匈奴北方大帝国的一部分。后者则是不愿意屈从匈奴而又来不及逃入中亚的倔强者。他们更愿意同自己祖先最早产生联系的汉羌系部落为伍，并由此埋下了日后吐火罗族群再崛起的另一条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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