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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75年，战国时代，赵国从晋西北开辟了一条通往蒙古大草原的东西大道，取名“参合陉”，也称“参合口”。这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杀虎口。
“长城以外，蒙古诸番，部落数百种，分为四十九旗，臣其酋长，而抚其民人，其通贡往来必道于其关，而杀虎口乃直北之要冲也，其他在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塞。”从清雍正《朔平府志》的这段文字记载，不难看出杀虎口的地位非常重要。
杀虎口位于晋西北边界，朔州市右玉县境内，与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县、凉城县接壤。关内外层峦叠嶂、奇路险恶，自古就是中原与漠南的通衢要道。作为军事要塞，自古以来杀虎口狼烟四起、烽火不断。明正统至嘉靖年间，杀虎口先后多次被蒙古军队攻陷。
明嘉靖三十六年，杀虎口在一场战争中被攻破，孤立无援的明军坚守右卫城长达8个月。战争之后，明朝对杀虎口和右卫城重新加固修缮，并在杀虎口一带的长城增加守兵，杀虎口的防御能力得到极大提高。
然而，历史的发展有时也会出现戏剧性的“意外”。随着“隆庆和议”的成功，蒙汉两族纷争偃旗息鼓，边贸活动日趋繁盛。这条充满烽火和凶险的北方军事通道，却在精明的晋商脚下被踏成一条通往蒙俄境内的国际贸易大通道——万里茶路。当年，由南而至的贩茶晋商驮队，来到雁门关黄花梁歧道地，眼前出现两条通往蒙古大草原的商路：一条经大同、阳高，过天镇“便行桥”，前去“东口”张家口；另一条是过大同“怀德桥”后，一路向西，经左云、右玉，去往“西口”杀虎口。
尽管两条贩茶商路是分别从山西的“西口”、河北的“东口”进入蒙古大草原，但最终商队是“殊途同归”“兵合一处”，进入蒙古大草原后，经二连浩特，过乌兰巴托（库伦），到蒙俄边境恰克图直至俄国、欧洲内地，让茶叶成为抢手的热销品。
11月22日下午，一场大雪过后，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指导，中共晋中市委市政府、山西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山西晚报社发起并承办的“弘扬晋商精神、重走万里茶路”大型活动采访团一行冒着严寒，顺着古商道来到了塞外名镇——杀虎口。
堡垒取名折射出边地状况
沿途，采访团成员踩在厚厚的积雪上，脚下不时发出的“嘎吱”“嘎吱”声，向空旷的四周散去，银装素裹的杀虎口更显得祥和、寂静。
杀虎口距离右玉县城35公里，地处西北边的长城脚下，唐朝称“白狼关”，宋代为“牙狼关”。由于位居雁门关之北，所以说杀虎口是晋北边塞的一大天然屏障，是中原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也是蒙汉两族征战的前沿阵地。
“正源于此，在明代，杀虎口叫‘杀胡口’‘杀胡关’，也叫‘杀胡堡’。”55岁的王泽民是右玉县文联研究员，对西口文化颇有研究。“这些杀气腾腾的名字，都是明嘉靖年间起的。清初，朝廷又改称‘杀狐口’，但还是感觉不妥，于是最终改为‘杀虎口’。”显然，清朝入主中原后，当蒙古族是其同盟，本属于大同外围的军事威胁已不存在，杀虎口作为军事重镇的功能逐步弱化，抵御北方部族南侵的防御作用随之日趋消失。
明嘉靖三十三年，杀虎口开始黄土筑城，城墙高11.7米，周长为1公里。明万历二年为杀虎口黄土城墙包砖。38年后，明朝在原有的杀虎口外另筑一座新堡，新堡的城墙长、宽、高、厚均与旧堡相同。与此同时，东西两道筑墙将新旧堡相连，两堡之间形成倚角互援之势。
新堡名为平集堡。“这个名字，与明嘉靖皇帝之前给城堡起的名字相比，语气就缓和多了。”王泽民说，新堡比旧堡晚建71年，此时“隆庆和议”蒙汉之间达成协议已实施多年，通过边贸频繁交易，促进了两族关系和谐。“‘平集’，和平之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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