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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大草原|哥哥走西口，唱尽千年晋商萋萋满别情 苍苍杀虎口，承载万里茶路岁岁枯与荣( 三 )

晋商哥哥岁岁走西口别情


清顺治十八年六月，户部确定杀虎口年征关税额为13000两，比东口张家口还要多3000两。
清顺治末年至乾隆中期的100年间，杀虎口正额关税增加到32300两，增长了1.48倍。1912年，甘鹏云出任杀虎口关监督，仅仅7个月，就征收税银83000两，日均达395两。
每年，晋商将数以万担的绸缎、布匹、茶叶、糖烟、瓷器等商品经杀虎口运到蒙俄境内的分号，然后再将呢子、钟表、毛毯、皮毛、五金、葡萄干等运回内地。其中，晋商每年卖给以养育、倒卖牲畜为主的晋商老字号元盛德京羊庄的绵羊就达20万只。每当鹿茸市场开市交易时，日交易量可达20万两白银。数字准确与否无法证实，但至少从侧面可以看出杀虎口的商品吞吐量确实非同寻常。
“自开杀虎口，迄今数十年，商贸农工，趋赴贸易，内地民人难以数计。”晋商出关蒙俄长途贸易的行为，带动了大量汉民移居口外，开荒种地。由于蒙民不习惯开荒种地，因此，大量的晋北人开始“走西口”，到归化、包头等地垦荒种地。
王泽民说，杀虎口税务监督署监督每年轮换一任。一直到1929年，存在了280年的杀虎口税务监督署偃旗息鼓，退出历史舞台。
从“吉盛堂”到“大盛魁”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杀虎口住户多达5000人，来往人口超过5万人，成为商贾云集、集市繁荣、商铺林立的商业重镇，皮毛、米面加工的作坊店铺，应有尽有。
走出杀虎堡西门，踏雪沿古商道往北行走。“那是秦钺的老宅子。”顺着王泽民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路东高处山坡上有一座破败的砖墙院落。“原来门口有旗杆、石狮子，门楼上有砖雕，可漂亮了。现在不知道是啥样子。”
提起秦钺，就不能不说“吉盛堂”和“大盛魁”。清中期至民国初中国北方规模最大商号的大盛魁，发迹于杀虎口。
清康熙年间，康熙皇帝远征葛尔丹从杀虎口出兵。山西晋中人王相卿、史大学、张杰跟随远征军进入蒙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区，为军队供应军需。平叛葛尔丹后，淘得第一桶金的三人在杀虎口合开了一个叫“吉盛堂”的店铺。时间又推移了四十多年后，三人将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归化（今呼和浩特），取名“大盛魁”。
王泽民说，到清道光时期，大盛魁达到了鼎盛期，成为一个像如今类似集团公司性质的商业系统，总号设归化城，在当时的外蒙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设分号，业务遍及张家口、察哈尔、上海等十余省市。至清咸丰年间，大盛魁的业务波及莫斯科。
当时大盛魁的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资本金达一亿两白银之巨。俄国十月革命及蒙古独立后，大盛魁衰败。1929年，随着杀虎口税务监督署的消失，在绥远勉强维持的大盛魁商号宣告破产。
秦钺是杀虎口人，在清乾隆年末至清嘉庆年初，担任大盛魁的掌柜。
在大盛魁当掌柜可是了不得的事情。通过查阅史料和常年的深入研究，王泽民掌握了许多大盛魁的细节：去大盛魁当伙计，那得先学徒打10年算盘，并且学习蒙语俄语，为今后从事业务消除语言障碍；大盛魁的掌柜，会蒙文蒙语甚至还会俄语，穿上蒙袍，一口流利的蒙语，不亮身份，让人根本分不清他是汉人还是蒙人。“那时候，一个将军年薪也就1000多两白银，在大盛魁当掌柜，年薪超过3000两。”
在杀虎堡的西北端，有座单孔石桥，名为“通顺桥”。据村里老人说，这座桥是王相卿、张杰、史大学及秦钺出资修建的。桥建于何时已不可考，桥拱圈上方刻有“光绪戊戌（1896年）重修”。桥梁所用石料与广义桥用料相同，整个桥身及桥畔分卧的石牛、石羊均为黑色石头修砌而成。
“王相卿是太谷人，史大学、张杰都是祁县人。晋中人了不得，太谷、祁县人更了不得。”王泽民此言是有感而发的。
在长年的研究中，他与同事收集了杀虎口税务监督署向上汇报税收收入的档案资料800余份，这还不包括散落在内蒙古、中国台湾地区及蒙古国的数百份相关资料。
翻阅这些档案时，他有个惊人的发现：“每本档案里都少不了‘祁县’二字，几乎每本上都会出现，绕不开祁县，绕不开祁县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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