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持城市经济的繁荣稳定且让民众感受到当政者执政能力是多么不容小觑，苏丹采取了三种措施：其一，确立“纳尔”（narh）机制来掌控市场价格和商品标准。在纳尔制度下，商品的价格是固定的。除了给商品和服务固定价格，这个制度还对商品的质量和重量进行管理，尤其是对面包的检查，以保证其烘制过程合理无误。当然，纳尔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次货币贬值都需要重新确定纳尔价格。在供应短缺时期、收成不好和自然灾害时或者发生战争时，都会对纳尔进行修改。任何违反纳尔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且量刑很重。其二，利用销售担保进行市场管理。这个制度的目的是防止被盗商品在市场上拍卖。凡没有担保而进行出售、购买和拍卖的，要判处死刑。其三，保障市场治安稳定。保证商人在市场上的安全一直是奥斯曼国家的核心任务，市场配有警力，并且指定了守夜人员。所采取的严厉惩罚明显是有效的，黑博勒在十六世纪写道，奥斯曼帝国的偷窃现象比基督教国家少很多，这是对偷窃者施行极端刑罚的结果。
对这座消费型城市来说，市场给他们提供的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至少是对有能力支付的人来说，还有以供减轻生活压力的奢侈和娱乐活动。从争奇斗艳的华丽服饰到消遣时光的咖啡馆、酒馆；从夜夜笙歌的娼妓场所到令西方人万分稀奇的奴隶市场；从社会枢纽哈马姆到生活核心户外花园，伊城居民享受着专属的市场之乐。与欧洲人不同，奥斯曼人一般不喜欢在住房和家具方面张扬。服装和首饰成为财富的标志。奥斯曼人的炫耀甚至达到可笑的程度。男人可能连一片遮盖后背的毡子或者作为腰带的绳子都没有，但是却会用缎子长衣和镶金、镶银的围腰饰品打扮他的妻子。妻子和女儿成为缀满贵重布料和宝石的物品，用以招摇、炫富。然而过度奢侈、过度消费，或者用进口布料而不用国产布料，有时被认为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损。为了控制住这种攀比风气，保证社会和宗教状况稳定，政府开始颁布着装标志政策，使各个族群拥有自己明显不同于其他族群的特点，好让他们保持在自己合适的位置。这是国家从族群的角度看自己的百姓，并因此对其进行治理的另外一个写照。国家正好借此通过群体结构的机制而不是通过个人来实现其管理和掌控。
咖啡馆是最受伊斯坦布尔人欢迎的地方，在那里，人们聊天、说闲话、打发时间，发泄不满。也正是因为咖啡馆的这一特点，苏丹屡次颁布禁令。然而，来自苏丹的禁令也收效甚微。到十九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在斋月的时候已经习惯于泡咖啡馆，而不是去清真寺做斋月晚祷了。
遍布伊城各处的还有酒馆。酒馆是蛊惑人心和引起暴乱的温床，比咖啡馆对市场秩序而言存在更大威胁。除了与之相关联的暴力事件，酒馆的环境还会对政治和宗教秩序产生威胁。对伊斯坦布尔的很多居民来说，酒馆是非常棒的狂欢娱乐场所。有的酒馆不仅提供酒和音乐：那里还有娼妓的巢窝。酒馆中很多年轻的男性舞者都是男妓。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尽管妓院的存在仍然是法律上不认可的，但是主要的老鸨和皮条客已经位列伊斯坦布尔名流之中了。警方非常了解哪里有妓院，并将其置于监管之下，但除非有特殊原因，并不会进行干预。政府对酒的态度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奥斯曼帝国对待很多社会问题的方式：一方面，宗教意义上无论如何要禁止的，政府也禁止；但是另一方面，却对酒精视而不见，允许酒馆在城中繁殖、泛滥。并对其征收重税，从中赚取大量钱财。这是奥斯曼当权者一贯的做法，即便是官方谴责的习惯也是可以容忍的，只要不公开，也不扰民就行。
会享受的伊斯坦布尔居民
如果西方世界以华盛顿、费城和纽约那样的宏伟建筑自夸，那土耳其则以闻名世界的洗浴而骄傲。洗浴是奥斯曼帝国最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之一。奥斯曼帝国的公共浴池称为“哈马姆”，这里不仅是简单的洗浴中心，还是一个社会空间，许多重要的生活内容都发生在这里。哈马姆是聊天、说长道短和对政府部门发泄不满的地方，也是容纳多个民族、多种宗教的地方。这是伊城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板块，是社会生活的枢纽站，是支撑奥斯曼社会架构的中心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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