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实却是，苏丹的政治生活拥有很高的透明度，他频繁出现在伊斯坦布尔普通百姓面前。这些百姓喜欢各种场面和豪华的游行，经常以各种形式参与皇家庆典和表演。苏丹每周五都会露面，很少有例外。首先，这种张扬和展示有利于确定其正统性，一位看不见的苏丹只能产生不安和不稳定。其次，苏丹形象的展示也是为了表现军事力量以及胜利的气势。这种奢华和富有的派头，还能在拜访大使和其他客人时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使他们因为被奥斯曼威势地位所带来的华贵和丰富所震慑而大感敬畏。另外，苏丹作为宗教领袖出现在人们面前有助于巩固其宗教地位。来自帝国欧洲领土的富裕朝圣者可以选择停在伊斯坦布尔看看“伊斯兰哈里发的脸”而不必前往麦加。最后，苏丹在与民众的接触中还扮演着公义审判者的角色，许多人专程来到伊斯坦布尔寻求公道，在苏丹往来于周五祷告仪式游行时提交诉状。人们相信苏丹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都指望得到满意答复。
奥斯曼苏丹绝不是马基雅维利所谓的叱咤风云、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他们在形成一项决定或政策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地考虑到城中百姓的反应。他们会为调和社会矛盾做出种种努力，例如，取消一些财税制度；举办盛典让民众尽情享受，提高幸福感；建立威齐夫（慈善机构），保障民众物质生活条件或者发放福利等等，没有哪一位苏丹可以实施统治而对伊斯坦布尔市民置若罔闻。民众的呼声会影响政策的出台，民间的流言会引起苏丹的高度警惕。苏丹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是互为共生的：由于苏丹在这里的存在，这座城市成为都城；而他作为成功的苏丹所具有的权力的大小，则取决于他被这里的普罗大众所能接受的程度。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苏丹要想四海升平，必须学会安抚百姓。保障民众生活，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核心机构就是威齐夫。对伊城的很多居民来说，这是一个从生到死的服务机构，它既是一个宗教组织，也是一个纯粹的福利体系。苏丹和政要维齐尔们通过这个渠道为城市人民提供所需，给百姓提供吃食、教育、住房、洗涮以及医疗救治，并在自然灾害的时候对他们施行救援。人们到威齐夫商店购物，在威齐夫清真寺祈祷，这座城市的外在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威齐夫构成的。所起的作用既发展了城市经济，也起到了保障很多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福利的作用。虽然威齐夫创建的主要动机是宗教因素（做慈善是伊斯兰的中心教义），但是威齐夫却不仅仅在履行宗教职责，获得真主的祝福。在此之上，修建威齐夫也是关乎声誉的一件事。穆罕默德二世在攻取君士坦丁堡之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在市中心选出一个地点修建清真寺——法提赫清真寺。这些清真寺是使苏丹的统治合法化的场所，旨在扩大宣传并维持合法化的权能，把统治者的堂皇和权威刻在帝国居民的心上，不仅将苏丹与世俗权力联系起来，而且还与真主产生关系。
伊斯坦布尔的生活与消费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消费型城市。作为五海三洲之地的中心枢纽，伊斯坦布尔除了是贸易中心，还是一个巨大的，继续向四周蔓延的大都市，其人口在作为奥斯曼都城的历史上一直超过很多欧洲城市。密集的人口让苏丹肩负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保证这里的居民不挨饿——保证城市稳定的食物供应。然而供应常常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例如频繁发生的欠产和饥荒、来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竞争、不定期的军事活动、囤积居奇的奸商还要低价强买再高价卖出的官员等等。政府为了保证基本食品的供应，在食品短缺的时候，会向提供方提出要求并借助强迫购买和固定价格的方法来控制市场稳定。为了使市民满意，政府还需要对市场实施调控。无论问题有多复杂，无论任务有多艰难，最重要的是政府应该维护其对市场的掌控权，保证人民经济上的富足。不能保证这一点的话，苏丹就失去了其作为统治者的信誉，无法保证其臣民的平稳生活。且任何无法保证市场良好运作的政府无能表现都会对苏丹的政治势力产生威胁。耶尼切里会给予政府管理致命一击，人民对政府维稳能力的信心会产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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