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学说认为“人皆可以成为圣贤”，就是说，再普通的人也可以通过刻苦的心性修炼，成为道德上的完人，就是圣人。所以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体现在经济生活上就是不谋求任何经济收入。
壹
在我们的想象中，古代官员都很富有。然而清代京官，大部分生活都很“穷”。
我们翻开史料，随处可见京官生活贫困的记载。比如晚清著名文人李慈铭在做京官时，有时候甚至吃不起饭，日记中有“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的记载。他还记载他见到的另一个京官——刑部主事，因为经常饥饿，甚至面有菜色：“贫悴不堪，观其门庭萧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藤阴杂记》中记述顺治年间的京官张衡也是“贫不能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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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
京官之穷在当时的大清帝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还成为人们调侃的一个话题。有《都门竹枝词·京官》描写一品大员的穷状云：“轿破帘帏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北京市井更有许多嘲讽京官的谚语。“京师有谚语：‘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其时无不著方靴，故广坐及肆中，见方靴必知为翰林矣。”
京官为什么这么穷呢？我们可以以晚清名臣曾国藩为例，具体分析一下。
贰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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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除了这些“家”，曾国藩还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官僚，他科举出身，从“副处级”的翰林院编修起家，九年内做到了“副部级”的礼部侍郎。在那之后，他由文官转为武官，创建湘军，带兵打仗。后来他因功被授予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最后做到位极人臣的大学士，可以说是“出将入相”。曾国藩经历了传统官场低、中、高三个级别阶段，又经历过京官和地方官两种类型。所以说，他的经历在传统官场比较有代表性。与此同时，曾国藩又是一个心很细的人。我们在阅读《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家书》等常见资料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关于他个人收支的零星记载。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中还保留有曾国藩亲手记的日常生活账簿，从买了一棵大白菜、剃了一次头、雇了一次车到收了别人十两炭敬、给某大学士送了三两节礼和一两门包，事无巨细，悉数记载。
所以我们可以给曾国藩算算账，看看曾国藩做官赚了多少钱，他基本工资多少，补助和津贴多少，他这些收入都花到哪儿去了，他的衣食住行水平如何，他住多大面积的房子，坐什么级别的车。通过曾国藩这个具体典型，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清代官员的经济生活状态，观察一下清代官场的潜规则具体是如何运转的。
叁
要说清楚曾国藩的经济状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曾国藩的出身背景。今天的年轻读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出身”。在我上学的时候，填表时要填“出身”一项，填你家出身是贫农，还是富农，还是地主。那么曾国藩如果需要填表的话，他应该会填“小地主”。
为什么说曾国藩出身小地主呢？
嘉庆十六年（1811年），曾国藩出生的时候，家里有八口人，一共有田地“百余亩”（据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人均十二亩半，按后来土改的标准正好是小地主。其实，曾家一开始只是一户普通中农，是在他祖父曾玉屏手上发达起来，勉强进入小地主阶层。
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十七周岁时中了进士，并且被“点了翰林”，成了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参加了“散馆”考试，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职。
翰林院乃储材养望的轻闲之地，翰林的职责是“充经筵日讲，撰写典礼册文，纂修校勘书史，以文学侍从之臣入值侍班”等，地位清要，职务闲简。官品虽然不高，但因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翰林院里设有掌院学士（秩从二品，清后期多由大学士兼任）、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秩从四品）、侍读、侍讲（秩从五品）、修撰（秩从六品）、编修（秩正七品）、检讨（秩从七品）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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