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在做京官期间可不是这样，在做京官期间，曾国藩有很多很好的衣服。仅帽子这一项，在道光二十一年时他就买了大呢冬帽、小呢小帽、大毛冬帽、小毛冬帽、皮缝帽等，大概有十一顶，这些帽子便宜的七八两，贵的大概有一二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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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穿着官服
曾国藩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的帽子、衣服呢？这和清代的官场体制也有关系。因为清代对官服的要求非常严格，又非常琐碎。春夏秋冬，一个官员的帽子、衣服、鞋都有严格的要求。官服所要求的材料多较为贵重，官帽上的顶珠皆以贵重材料制作，比如暖帽周围有一道檐边，须用名贵皮料，以貂鼠为贵，其次为海獭，再次为狐。然而，清代没有公款采购制度，官服要自己买。你进京当官，这一套都置办齐了，至少得五百两到八百两，所以很多官员买不起官服，那怎么办呢？租，向官服店租官服穿。比如晚清另一位京官，即大名士李慈铭，就租了十多年官服，到后来当上了御史才有钱自己买官服穿。作为一个翰林，我们前面讲到他经常要出席一些重大场合，有的时候还要见皇帝。曾国藩为人固然节俭，但是在官派威仪上却绝不含糊。曾国藩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守规矩的人，所以他在买衣服方面花了很多钱。连曾国藩的夫人和孩子们，基于社交需要，也都衣着体面。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
确实，入都为官后，曾国藩的个人财物中，最值钱者就是衣服了。
除此之外，交通费压力也十分沉重。
清代北京道路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交通不便，特别是下雨刮风天，常难以行走。加上衙门离住地往往有一段距离，所以官员们多选择乘轿、骑马或者坐车出行。
当时北京的高级大臣交通费支出是非常昂贵的，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高级大臣一年坐轿就要费银八百两。因为必须雇有两班轿夫，还需前有引马，后有车辆及跟骡。曾宝慈说曾广汉在做户部侍郎时，“均须值日，至颐和园路程很远，骡车跸路上午走颠簸，时间不短，因此侍郎以上，多乘四人大轿，大学士则乘八人大轿，即绿呢轿，下有红拖泥。轿夫都是久经训练的壮丁，上身不动，两腿迅速而步子极小，既快又稳。每轿两班，四人一班，每个人月工资白银一两，轿夫约走百公尺即换班，行走如飞。换下来的轿夫就跳上二套车休息”。轿夫八人，每人每月一两，则工资一项每年就要九十六两。
清代不但不配公车，连交通补助都没有，这些都得自己掏钱。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自然买不起轿子，但有些场合总不能徒步参加。北京平时暴土扬尘，一下雨，到处都是泥，你去见皇上，见部长，到了目的地，衣上都是黄泥点子，那也不行，所以隔三岔五就要租一回马车，这也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我算了一下，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在这方面花了三十多两白银。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需要在生活日用，买米买面，文化生活，买书买纸等方面花钱。我把这些都加到一起，发现道光二十一年，他一共花了六百零八两白银。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他全年收入不过是一百二十九两白银，算下来，他一年的赤字是四百七十九两，约合人民币95800元。
这么大的赤字是如何弥补的呢？
陆
清代京官弥补赤字的途径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很多人到北京当官的时候就知道京官是赔钱的买卖，因此就要从家里带一大笔银子到北京去当官。
曾国藩有没有从家里带钱呢？
带了，而且没少带，一千五百两。
我们说过，曾国藩出身小地主，家里没多少钱。这些钱是哪来的呢？是曾国藩自己化缘来的。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中了进士，而且点了翰林，这就意味着湘乡曾氏从一个普通农家变成了官员之家，曾家生活起居的排场马上发生了改变。新打造的木器家具运进了大门，曾玉屏、曾麟书出门有了跟班，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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