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现代藏学学者对牟尼的“三均富贵”颇有争议，认为他执政时间太短，实施三次的可能性不大，但无论如何牟尼短命的弘佛伟业戛然而止。
牟尼匆匆而去，有权继承大统的只剩下两位，流放在外的牟茹和年纪幼小的赤德松赞。
有过旧仇的外戚那囊氏，听说牟茹有继位的可能性，马上便发动了刺杀，他们在鞍具上动了手脚，牟茹在回京路上堕马而亡。
我在《松赞干布为何是藏族一哥》里写过，即便松赞干布生前殚精极虑的设计，吐蕃却始终未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贵族权势过大是长期存在的痼疾。
吐蕃王朝也是在中央与地方、王室与贵族的博弈中，从崛起走向灭亡。
最后坐上王座的赤德松赞是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各方势力可能根本没能达成一致，估计明枪暗箭没少往他身上招呼。
这时能为他遮风挡雨的，就只有佛教势力了，毕竟前两任赞普都兴过佛。更何况此时佛教的代表人物，已换成了赤德松赞的老师——娘·定埃增。
在《吐蕃佛教的巅峰之路》里，曾提到了这位著名僧人，不过有点尴尬的是，当时尚未出家的他，以打击佛教势力闻名。
历史有时会用很诡谲的方式讲故事，在吐蕃佛教快速崛起时，桑耶寺堪布拔·塞囊谋求位列大相之上，身为贵族大臣的娘·定埃增联合各方势力驱逐了他。
但现在娘·定埃增已出家为僧，娘氏也攫取了桑耶寺堪布的宝座，他摇身一变成了吐蕃佛教势力的代表。
估计身为老师的定埃增没少给少年赞普趟雷，赤德松赞刻了好几块石碑表示感谢，反复申明“定埃增是个好同志！”
（斯时，有人骚乱，陷害肤躬，尔班第·定埃增了知情，倡有益之议，纷乱消泯，奠定一切善业之基石，于社稷诸事有莫大之功业。）
凭借舍身护驾、安邦定国之功，娘·定埃增成了“钵阐布同平章事”，位列众相之上，完成了从打击僧相，到成为僧相的怪异轮回。
至此，吐蕃佛教完成了权利拼团，开始了政经两手抓，两手都硬的操作。
公元815年，赤德松赞去世，结束了17年的执政岁月，继任的赤祖德赞只有12岁，尚不能完全主政，此时站在他身边的首席大臣，是另一位僧相（钵阐布）贝吉云丹。
赤祖德赞(热巴坚，意为长辫者)的时代，是吐蕃佛教登峰造极的岁月。这种登峰造极是如此的炽烈，堪比高原炫目的烈阳。
他将赤松德赞时期的“三户养僧制”扩大为“七户养僧制”，每位僧人都指定七户属民供养，如果发现僧人衣服有补丁，就对相关属民处以严惩。
同时规定，“寺产之民户及产业，不征赋税，不征摇役，不取租庸、罚金等项”（楚布江浦建寺碑）。
这条法律意味着，整个佛教集团都脱离国家的税赋体系，成了一个独立运行的经济体。
任何一个国家的运行都必然存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情况，国家最高领袖偏执式的行为，在吐蕃掀起了狂建寺院，蜂拥出家的热潮。
于是，佛教这个附着在吐蕃国家经济体上的黑洞被越养越大。
僧人地位的无限度拔高，诱发了很多人的反感，赤祖德赞的应对方式，不是给予调整和反思，而是继续加码。
他颁布了新的法令，任何任何对僧人不敬的举动，都会招致肉体惩罚，“斜眼敌视僧人者，挖其眼；以嘴唇歪指的人，割其唇；以手指点的人，断其指。”——《贤者喜宴》、《汉藏史集》
他自己还身体力行，在每次升座时“以发辫两端束以锦绞，敷设于僧伽所坐之左右两旁，请僧众坐于其上，称为‘头顶二部僧伽’”，以示对僧人的崇敬。
最令贵族难以接受的是“行政服从佛法，权力交给僧人”的政策，赤祖德赞还规定“不管哪个尚和论，都要归依僧人(服从僧人领导)，对他们行21次礼，且不须他们还礼。”（《娘氏教法源流》）
这种以剥夺一方利益，扶持另一方势力的做法，让贵族大臣倍感屈辱，完全颠覆了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苦心经营的政治平衡，堪称“暴力弘佛”的典范。
虽然后世，佛教控制了西藏社会的话语权后，赤祖德赞引起不惜代价的弘佛举动，被尊为“吐蕃三法王”之一，位列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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