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为核心的改革失败虽然导致了王莽新朝的快速覆亡，但时人是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篡位”之上，视东汉的继起为西汉“大一统”王朝的延续。班固所言即是典型代表：王莽“篡位，海内畔之，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天子”为核心的“大一统”秩序由此不仅成为华夏众多政权为之奋斗的最高政治目标，也成为吸引边疆“夷狄”族群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争夺“正统”的主要动力之一，而“大一统”观念也随着“五胡乱华”的出现为“夷狄”族群所继承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主导着中华大地的政治格局由魏蜀吴三足鼎立到隋唐“大一统”的再次出现。
三、唐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之后，中华大地随着隋唐王朝的出现又呈现“大一统”的状态，尤其是唐王朝在隋王朝疆域的基础又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大一统”。隋大业十三年（617）五月，太原留守李渊乘天下大乱之机，踏上夺取“中国正统”的征程。贞观二年（628），在经过十几年的东征西讨之后，唐朝终于消灭了各路割据势力，成为我国历史上继隋朝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由此，随着隋唐“大一统”王朝的出现，唐代人的“大一统”观念在汉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并更加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天子”以“九州为家”发展为“四海为家”，王朝疆域的核心区域在时空上也有了很大拓展。“家天下”是“大一统”的另类表述。《汉书·地理志》是在“九州”到郡县的基础上记述汉朝“大一统”疆域的，与此同时“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也成了对汉代“大一统”疆域治理方式的形象表述。“九州”即《汉书·地理志》所载东北到在朝鲜半岛及东北地区设置的乐浪、玄菟等郡，西北到在河西走廊设置的酒泉、张掖等郡，南到今越南中部设置的日南等郡被称之为“十二部刺史”的郡县区域，这也是西汉王朝的直接管辖区域，并被视为皇帝的“家”的范围。随着唐朝“大一统”王朝疆域的形成，尤其是唐朝通过设置安北、单于都护府管辖辽阔的北部草原地区，安东都护府等管辖东北亚地区，安西和北庭都护府等管辖辽阔的西域，安南都护府管辖南部边疆地区，类似“家”的表述演变为了《旧唐书·礼仪二》所载：“天子以四海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气，并取四海为家之义。”不仅观念发生了变化，而且落实到了具体的礼仪制度上。观念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唐朝在边疆治理方面较汉代更为直接有效这一实践结果在“大一统”观念上的必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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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北庭都护府（图源：网络）
其二，“中国天下本根，四夷为枝叶”的经略思想得到继承，“中国”的“一统”是基础得到强调。唐朝的疆域分为正式府州区域和由都护府体系管辖的羁縻府州区域，而源自先秦时期的“中国”概念在唐代依然沿用，多是用于指称唐朝的正式府州区域。在唐代的“大一统”观念中，这两大区域的重要性在汉代基础上有了更清晰的表述，即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大臣李大亮所言：“中国，天下本根，四夷犹枝叶也。残本根，厚枝叶，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当今学者往往从“平等”的视角冠之以“民族歧视”的评价，但实际上该比喻在强调“中国”为“天下本根”的同时，更强调对这一区域的有效管辖，这是“大一统”思想的标志。类似的认识还有，如主导隋唐两朝四代皇帝（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坚持不懈“一统”高句丽政权行为的即是《旧唐书·东夷列传·高丽传》所载：“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以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在“中国”范围内不能存在“不臣”的政权是主导隋唐两朝四代皇帝实现统一高句丽政权大业的关键性因素，凸显“大一统”观念对隋唐两朝治边政策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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