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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前沿成果】李大龙：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四 )

老年王莽王朝汉武帝思想董仲舒成果前沿李大龙继承与发展


成果|【前沿成果】李大龙：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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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图源：网络）
【 成果|【前沿成果】李大龙：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就是说，以往学界对“大一统”的探讨基本是从董仲舒开始有本末倒置之嫌，是先有了汉武帝“汉为天下宗”的意识，才有了董仲舒等对《春秋公羊传》“大一统”的诠释，而汉武帝的意识在传统“大一统”观念基础上是有突破的，其视野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国”这一核心区域。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汉代之前并没有人对《春秋公羊传》给予过多关注，而在汉武帝时期才得到关注，其原因是西汉武帝时期有了构建“大一统”国家的需要，西汉不少大臣和儒士开始对“大一统”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董仲舒从天、地、人和谐的视角解读以“皇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的正当性，可以视为是对“汉为天下宗”观念做出理论上的进一步完善。董仲舒的诠释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是被后人忽视且几乎没有人提及的历史事实却是汉武帝在董仲舒诠释《春秋公羊传》“大一统”的同时即开始将“大一统”思想付诸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元光二年（前133）采纳了雁门马邑豪聂壹的建议，遣兵30万设伏于马邑，欲以马邑诱匈奴单于，围而歼之，虽然没有成功，但开启了与匈奴长达数十年的战争，遗憾的是“外臣”匈奴的目的没有实现。元鼎五年（前112）兴兵讨伐南越相吕嘉反叛，灭南越国，“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将郡县推广到了今越南中部地区。卫氏朝鲜王杀西汉辽东郡东部都尉涉何，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兴兵朝鲜，翌年“遂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而在张骞“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鼓动下，西汉派遣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对西域的经略也成了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战略目标。
董仲舒（图源：网络）
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努力在汉宣帝时期终于有了结果，不仅神爵三年（前59）设置西域都护府将辽阔西域纳入版图，而且在甘露二年（前52）随着匈奴呼韩邪单于的降汉受封，匈奴也成了西汉的藩属。对辽阔的边疆地区实施管辖是西汉王朝的一个创举，而治理体系的正当性则需要一个理论来支撑，对《春秋》“大一统”的诠释再次出现。这一时期对“大一统”的诠释以王吉的诠释为代表，其关注点是西汉王朝以“皇帝”为核心的治理体系的整齐划一：“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强调“大一统”本意是指“天下”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同质性。不过，西汉建立起来的“大一统”体系在意图取代汉朝的王莽眼中则是违背《春秋》“大一统”原则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僣号称王者皆更为侯。”王莽废汉立新被《汉书》的作者班固视为“篡位”，因此对王莽的所作所为多大加贬损，不过取消刘氏诸王以及对边疆诸多政权统治者的王位却是王莽新朝对治理方式的一大变革，其目的虽然是为了加强“天子”（王莽）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以有助于王莽新朝的稳固，但“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也确实是《春秋》“大一统”的最高原则。遗憾的是，王莽的这一政治改革虽然实施了，但与这一政治改革相伴的经济改革的失败却导致新朝国力加剧了衰弱的速度，再无力保持对边疆局势稳定足够的威慑力度，不仅进攻匈奴的计划迟迟难以实施，而且“久屯不休”也加重了政权的经济负担，结果是导致了治理体系的更大混乱。利用边疆民族的军队征讨反叛是中原王朝惯用的手段，王莽新朝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对匈奴的防御和征讨过程中，王莽先后征发了乌桓、丁零、高句丽等众多边疆民族的军队，但由于“久屯不休”，一些边疆民族的士兵难以承受沉重的负担，“遂自亡畔，还为抄盗”，其为质的亲属则为郡县官吏所杀，所以班固认为王莽的政治改革导致了“三边蛮夷愁扰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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