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指导先秦时期构建统治体系的服事制最迟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完善了，但对其记载是以追述的方式出现在《国语·周语上》中：“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后世历朝各代包括今天的学者对这一记述有很多诠释，但多是认为其是周朝的具体统治方式的前提下，机械地按照500里为一服的方形间隔距离来诠释西周的服事制,进而得出缺乏实施的环境而加以否定或视其为是一种难以实施的理想。但实际上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其所指并非严格的等距离方形或圆形固化的具体统治模式，而是先秦时期形成的指导周朝构建以“周王”和其直接管辖区域“王畿”（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思想。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周王通过册封诸多同姓、异姓乃至非华夏诸侯的方式建立起“天下”统治体系，周王和这些诸侯的关系则按照亲疏不同将这些诸侯分为不同的等级，但同时也赋予其不同的权利与义务，最终达到维护周王在“天下”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构筑起“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以周王为核心的“大一统”秩序。
萌芽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观念不仅指导西周构建起了以“周王”为核心、以服事制为特征的天下秩序，而且成了推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异乎寻常重要作用的指导思想。通过先秦时期的实践，我们大致可以将先秦时期“大一统”观念萌芽的主要内容做如下归纳：
一是“周王”是“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核心，其所在的“王畿”被视为“中国”，进而催生了“中国”概念的形成。“中国，京师也”是《毛诗注疏》对周王直接管辖的“王畿”的另类表述，不仅屡屡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之中，而且“宅兹中国”也出现在1963年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上面的铭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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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图源：网络）
二是“大一统”政治秩序是以“王畿”为核心、诸侯为“藩屏”的服事制体系。就西周时期的“大一统”政治体制而言，“周王”对“王畿”之外地区的治理由分封各地的诸侯具体实施，周王通过服事制体系规范和诸侯的关系，以维持“大一统”政治秩序的运行。
三是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人群，按照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被划分为中国、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等“五方之民”，分别由周王和诸侯实施不同方式的管辖。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大一统”观念不仅为其后出现的秦汉等中原农耕王朝所继承和发展，同时也为源出于边疆的尤其是北部草原地区的游牧族群所承袭并得到更大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政权没有一个简称为“中国”，而“中国”却成了清代之后多民族国家的简称，而中华文明也在频繁的政权轮替中不仅没有毁灭而且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历代王朝的建立者虽然不同，直接管辖的疆域也存在差异，但对“大一统”的持续追求是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秦汉“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秦朝立国短暂，只能筑长城抵御匈奴的南下，但秦王嬴政结束春秋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并确立中央集权，最终导致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并为后代所继承和发展。由秦朝的出现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天子（皇帝）”成为“大一统”天下秩序的权力核心。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并六国在时人眼中是实现了开创性的“一统”:“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因此建议秦王嬴政上尊号为“泰皇”，但嬴政最终决定：“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自称“始皇帝”，谋“传之无穷”。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秦王嬴政虽然自诩开创了“皇帝”之始，但却认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将秦朝的“大一统”和先秦时期的周朝联系在一起，视为是先秦时期“大一统”的延续。秦王嬴政的这一做法，为后世历朝各代统治者所继承，其后中华大地的政治格局呈现在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的过程中不断凝聚和壮大的背后即是“大一统”观念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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