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大龙
来源：“边疆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文章插图
农耕图（图源：网络）
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的人群及其所建政权尤其是历代王朝对“大一统”疆域的持续追求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从建立者的视角看，传统的历代王朝大致可以分为以秦、汉、隋、唐、宋、明等为主的农耕王朝和源自边疆的北魏、辽、金、元、清等为主的非农耕王朝两大类。两类王朝在继承和发展“大一统”思想方面呈现不同特点，导致这些王朝在推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存在较大差异，不过总体而言农耕王朝起到了奠基作用，而非农耕王朝则起到了底定的作用。
有关“大一统”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一定关注，但鲜有长时段的宏观理论分析，难以体现“大一统”思想在不同时期的特征和总体发展脉络，因此笔者试图以秦、汉、唐、明等王朝为例对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对“大一统”观念的基础与发展做系统分析，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先秦时期“大一统”观念的萌芽
东和东南是大海，北是蒙古高原及其以北的西伯利亚，西有葱岭，西南有喜马拉雅山山脉，这是中华大地自成一个单元的独特的地理特征。伴随着王权的出现，最迟在先秦时期，独具特色的“大一统”观念开始萌芽于中原地区。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的萌芽源自在夏商基础上形成的周朝的服事制统治理念和族群观念。
“大一统”之词，首见《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中：“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对于“大一统”的具体含义，后世尤其是自汉代开始就有不同的诠释，但唐人颜师古“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的解释应该是切中了其要义。即“大一统”是对理想中的以“天子”为核心的“天下”秩序的高度概括。“大一统”观念是在中国传统天下观和服事制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主导着中华大地的人群从分散走向凝聚，不断壮大，“滚雪球”一样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主导着疆域从分裂走向统一，“中国”一词，也由最初指称狭小的“王畿”（京师），秦汉以后指称以“郡县”代称的中原地区，也像“滚雪球”一样拓展，最终在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成了多民族国家——清朝的代称。可以说，是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所有政权和人群对“大一统”理想的持续追求主导着中华大地的历史分分合合、人群不断凝聚、疆域持续凝聚拓展，为清代多民族国家中国最终由传统王朝国家发展为近现代主权国家提供了牢固的基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最早见于《诗经·北山》中的记述是“大一统”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同时也是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古人天下观的核心内容。“天下”是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农耕人群对自己认知环境范围的描述，同时也是对“天子”施政疆域的指称，并有理想中的“天下”（广义“天下”）和现实中的王朝疆域（狭义“天下”）两种不同的含义。“天下”的人群是由“中国，戎夷五方之民”构成，是先秦时期就形成的观念，而指导对“天下”进行治理的理念则是在西周时期已经完善的服事制。
以“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等物质文化特征为标准将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分为“五方之民”的记述最早见于《礼记·王制》。应该说，依据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在衣、食、住、行、语言等生产生活上的差异对人群进行划分的原则与方法是中国传统夷夏观的核心内容，尽管当今学者多在当代民族观念视域下对其进行评价，但难以否认的是这一原则和方法与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强调“种族”的“民族国家”理论是截然不同的，其划分人群的标准为族群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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