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秦朝废分封立郡县的举措使“中国”（中原地区）有了凝聚为一体的趋势，不仅使“中国”成为“大一统”观念具体实践的核心区域，而且拥有“中国”并继承和发展“大一统”政治秩序成为评价后世王朝是否为“正统”的基础标准，这是多民族国家之所以称之为“中国”的深层次原因。司马迁的《史记》对秦王嬴政立秦之后将“大一统”观念付诸实践的结果有概要记述：“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从36郡到40个郡，郡县行政体制的划一不仅保证了秦朝中央政令的贯彻，而且先秦时期“大一统”观念谋求的“六合同风”也随着文字、度量衡等在郡县区域的推行让先秦时期处于割据状态的中原地区有了实现“同风”的可能，而“皇帝”管辖的“中国”也由“王畿”（京师）拓展到了整个郡县涵盖的区域，为后世“大一统”王朝的建构树立了一个标杆和标准，也成为后世“大一统”思想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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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图源：网络）
三是“大一统”天下秩序下的人群由“五方之民”演变为了“华夏”（中国）与“夷狄”的二元结构。由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五方之民”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人群也随着秦朝中央集权的出现而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秦王嬴政的“西戎”身份被“中国”认同，并在“秦”的称呼下将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诸侯政权的存在而划分的人群整合为了“秦人”，另一方面“五方之民”的划分虽然依然存在，但却被进一步划分为“中国”（秦人）和“四夷”两大群体。
代秦而立的西汉在武帝之前，以汉高祖刘邦为首的君臣受制于长期战争带来的“百业待兴”的国力，不得已满足于用“和亲”政策确立起与匈奴的“兄弟”之国关系，以及用册封和“约”的形式确立起和南越、东越、闽越、卫氏朝鲜的“外臣”和“藩臣”关系，进而保证了“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并为其后汉武帝时期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秦始皇确立起来的“皇帝（天子）”在这一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则被进一步强化诠释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以至于汉高祖刘邦见太公执“父子礼”也被视为了是“乱天下法”的行为。
但是，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公元前140年即位的西汉武帝执掌的西汉王朝国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富强的国力和在和亲状态下匈奴对北疆时时寇扰带来的威胁并没有彻底改观且一直存在形成了巨大反差，尽管在建元六年（前135）大行王恢建议改变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但由于御史大夫韩安国的反对并没有得到西汉更多大臣的赞同，不过汉武帝虽然不得已依然遵循了前代旧制，以和亲维持与匈奴的关系，但其已经有了构建更大范围“大一统”王朝以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同年，为处理闽越、南越与东越之间的纷争，汉武帝在淮南王刘安的反对下出兵调节并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事后派遣大臣就出兵调节百越政权之间矛盾的做法向刘安做了解释，而解释话语中“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的表述即凸显了汉武帝的“大一统”观念已经形成。应该说,“汉为天下宗”的意识更加确定了汉朝在“天下”的核心地位，但这一秩序的合法性尤其是“皇帝（天子）”在这一秩序中的核心地位还是需要有一个完善的理论诠释来支撑，而这一任务的完成即是儒士谋臣应该担负的重任。于是我们在史书中看到了汉武帝征召儒士贤良的记载。《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二年（前133）“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而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士的出现满足了汉武帝的这一愿望，董仲舒在《春秋公羊传》基础上对“大一统”的系统诠释于是出现在了《汉书·董仲舒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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