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他们将现代医学带入中国( 二 )

感谢他们将现代医学带入中国
三、“医药传教士”纷至沓来1832年 , 皮尔逊离开中国 。 有统计称 , 广东洋行商人出资、皮尔逊和邱熺先后负责主持的“洋行公所痘局” , 在约三十年的时间里为约100万广东人接种了牛痘 , 让他们彻底免受天花感染之苦 。皮尔逊之外 , 东印度公司派驻在澳门与广州的利文斯顿(John Livingston)、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等人 , 也对现代医学进入中国 , 有着颇为典型的示范意义 。利文斯顿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合作 , 翻译了一批中国传统医学典籍 , 并在澳门开办诊所 , 聘请中国传统医学从业者前往坐馆诊病 , 以观察其诊断原理和治疗效果 。郭雷枢是一位眼科专家 。 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缺乏卫生观念 , 因手部的不卫生而导致的眼病非常普遍 。 在东印度公司的经费支持下 , 郭雷枢在澳门开办免费眼科诊所(郭与他的朋友如马礼逊 , 以及一些富有的中国人如伍秉鉴 , 也捐助了许多运营经费) , 让数千人重获光明 。 [6]皮尔逊、利文斯顿与郭雷枢这些人在中国的医疗活动 , 让传教士们有了一种切实体验:凭借医学来拉近与中国民众间的距离 , 是更有效的传教方式 。 此后 , “医药传教士”纷至沓来进入中国 。 郭雷枢在眼科方面的成功经验 , 更是直接促成了许多精通现代眼科医疗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 “医药传教士”在眼科医疗领域的普遍性 , 反催生出了教堂“剜人眼球炼银”的荒唐谣言 。1834年 , 美国基督教公理會派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来华 , 就是看中了他是一位精通现代医学(也包括眼科)的专家 。 在广州 , 伯驾得到了十三行商人伍秉鉴的协助 , 开设了一家“广州眼科医院” , 为人免费治病 。感谢他们将现代医学带入中国
伯驾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 , 伯驾曾为清廷派往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治疗过疝气 。 据他为林所建的病历卡(编号6565) , 林为了避嫌 , 始终没有与伯驾相见 , 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希望得到治疗 。 林先是派了十三行的商人 , 给伯驾送去一份《各国律例》 , 要他将其中一些段落翻译成中文 , 然后让“南海知县知事和高级行商”以一种“顺便”的姿态(显然是为了做给外界看的)向伯驾寻求治疗疝气的“疝气带” 。 但疝气带的使用 , 需要由外科医生亲自为病人操作示范 , 林则徐之后又派了自己的弟弟前去见伯驾 , 理由是兄弟二人体型基本一致 。 [7]此外 , 伯驾还治愈了困扰两广总督耆英近二十年的皮肤病 。1855年 , 伯驾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 , 由传教士加医生的身份转型为外交官 , 始不再从事医疗工作 。 有统计称 , 接受过伯驾治疗的病人共计5.3万余人[8] 。伯驾的继承者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 , 于1866年重建了眼科诊所 , 并将之升级为“博济医院” 。 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所现代医院 , 可以治疗眼疾、麻风病、疝气、割除扁桃腺、摘除肿瘤与结石、做乙醚麻醉 。感谢他们将现代医学带入中国
嘉约翰1861年 , 北京城内也有了第一所现代医院“北京施医院” , 创建者是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该院是后来著名的协和医院的前身之一 , 主要依赖在华外国人士的捐款运营 , 不以盈利为目的 。 可进行内科、外科、皮肤科与眼科方面的诊疗 , 还引进了先进的病案管理制度 。感谢他们将现代医学带入中国
雒魏林1864年 , 雒魏林离开中国 , 医院交由另一位英国伦敦会的“医学传教士”德贞(John Dudgeon)管理 。1867年 , 德贞成功挽救了总理衙门大臣谭廷襄的九岁儿子的性命 。 这位贪玩的孩子 , 在玩弄洋铳时不慎射穿了自己的胸部 , 性命垂危 。 中国传统医师束手无策 , 德贞施以手术 , 将孩子抢救了回来 。 感激之下 , 谭向德贞赠送了一块匾额 , 题辞“西来和缓”(医缓与医和 , 是两位先秦名医) 。 同年 , 他还治愈了武英殿大学士贾桢的身体右侧瘫痪 。 [9]1871年 , 德贞在京师同文馆内开设了现代生理学与医学讲座 。 1873年 , 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向北京施医院捐赠了五十两银子 。感谢他们将现代医学带入中国
德贞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 , 官方公布的信息是皇帝死于天花 。 但德贞不太相信这一说法 , 理由是他来到北京之后 , 曾向尚是孩童的同治皇帝提供过牛痘疫苗 。 如果同治皇帝接种了该疫苗 , 那么他就不可能再患上天花 。 [10]考虑到清廷最高领导层对现代医学仍将信将疑 , 同治皇帝没有接种德贞提供的牛痘疫苗 , 也是有可能的——同治去世后 , 美国驻华公使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同治病若以西医及科学方法诊治 , 决无不可医之理 , 决非不治之症”[11] , 可知欧美国家的驻华公使曾提议清廷以现代医学为同治皇帝诊治 , 但遭到了拒绝 。恭亲王奕䜣对现代医学的态度 , 也是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 。 一方面 , 据总税务赫德1882年11月7日给金登干的书信中的记载:“恭亲王病得很重 , 结石病 , 而且不肯进行手术治疗 。 假如他去世 , 我本人、海关和同文馆都将失去一位坚定有力的支持者 , 而中国也失去一位无人可以替代的官员”[12] , 可知赫德或其他人曾建议恭亲王以现代医学手术来治疗他的结石 , 但被拒绝了 。另一方面 , 奕䜣又并不排斥由德贞及德贞的学生来为自己诊病 。 曾纪泽1888年底前往恭王府探视奕䜣 , “在园中久坐 , 德贞后至 , 同谈”[13] 。 曾纪泽在恭王府花园里遇到德贞 , 可知德贞此时正负责给恭亲王诊病 。曾纪泽之所以会与德贞闲谈 , 是因为曾此时也是德贞的病人 。 有统计发现 , 在曾纪泽人生的最后三年多(约42个月)的时间里 , “两人每月见面超过25天的有27个月 , 基本等于天天见面”[14] 。与德贞的交往 , 让曾纪泽成了现代医学的忠实拥趸 。四、李鸿章说“中国医术如政术 , 全是虚伪骗人”在天津 ,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 也在1879年对现代医学有了新的认知 。该年 , 李的夫人身患重病 , 延请中国传统医师诊治 , 前后更换名医十七人之多 , 始终不见效果 。 万般无奈之下 , 李鸿章决定向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求助 , 时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的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紧急自北京请来了美国美以美会的“医学女传教士”郝维德(Leonora Annetta Howard , 加拿大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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