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他们将现代医学带入中国
[font=微软雅黑]一、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区别世界各地的医学 ， 均可区分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 。一般认为 ， 现代医学发端于19世纪中叶 ， 以细胞学、微生物学和实验生理学被应用于医学领域、进而诞生出循证医学为核心标志 。 扼要说来：传统医学属于经验医学 ， 现代医学属于实证医学 。 经验未获科学方法（如双盲对照实验）证实或证伪 ， 故传统医学往往呈现出各种不同模样；现代医学则反之 ， 无论位于哪个国家、置身哪种文化 ， 基于实证的现代医学都必然是同一种模样 。也就是说：欧洲有欧洲的传统医学 ， 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医学 ， 美洲有美洲的传统医学 ， 非洲有非洲的传统医学……它们之间可能有相似之处 ， 但更大的可能是区别很大 。 比如欧洲传统医学里有“四体液说” ， 中国的传统医学则迷恋“阴阳五行” 。 但全世界只有一种现代医学 。 不存在什么“西方的现代医学”和“东方的现代医学” ， 更不存在什么“有××特色的现代医学” 。二、本土传统医药从业者诋毁牛痘现代医学输入中国 ， 大约始于嘉庆道光时代 。这种输入 ， 除得力于来华传教士外 ， 也与东印度公司有密切关系 。 该公司为保障员工的健康 ， 在澳门与广州两地聘请有专业医生 。 两地的中国民众 ， 因此得以近距离接触到现代医学 。将治疗天花的牛痘法传入中国的英国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 ， 就是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 。 时为1805年春 ， 也就是琴纳发明牛痘法后的第九个年头 。 同年九月 ， 由西班牙宫廷御医巴尔密斯（Francisco Javier de Balmis ）率领的船队 ， 奉西班牙政府之命 ， 自美洲执行“海外殖民地牛痘接种行动”返程经过澳门 ， 也曾协同澳门当局为当地民众种痘 。 [1]皮尔逊的推过程并不顺利 。 在牛痘法出现之前 ， 中国已有预防天花的人痘法 ， 且传入了欧洲 。 人痘法的操作方式是从天花的脓包中抽取浆苗 ， 待其干燥后吹入人的鼻子 ， 以期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 ， 缺点是安全性不够 ， 若选苗不当 ， 很容易导致人感染天花丧命 。 牛痘法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远比人痘法安全 。 遗憾的是 ， 民众很难从自己和周围人群的有限个案中意识到牛痘法的安全性 ， 本土痘师又常常基于“同行是冤家”的心理对牛痘法做污名化攻击 ， 结果便是鲜少有人愿意接受牛痘种植 。 皮尔逊曾无奈说道：“中国医学界 ， 尤其是医生们则对其持完全不接受态度 ， 这成为牛痘传播的一个重要障碍 。 他们甚至将痘症、麻疹、天皰疮、皮疹症等说成是因先前接种牛痘造成的 。 ”[2]皮尔逊的责备并非虚言 。活跃于道光时代的医生熊乙燃 ， 在江西推广牛痘法时 ， 痛心于许多有意接种者被流言所阻 ， 最后死于天花 。 他愤怒批评中国传统医药从业者 ， 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害人性命：“牛痘尽善尽美 ， 最有碍于塞鼻痘医；牛痘不必延医 ， 又不利于幼科；牛痘无余毒遗患 ， 又不利于外科；牛痘无药有喜 ， 于药铺亦不无小损 。 是故每有射利之徒 ， 视善举为妒业之端 ， 暗中煽惑 。 以刀刺为惊人之语 ， 以再出为阻人之词 。 ”按熊的理解 ， 牛痘法的出现 ， 不但砸了传统“痘师”的饭碗 ， 儿科医生、外科医生与药铺也损失非小 。 所以这行当里的许多人恶意捏造谣言 ， 将牛痘法妖魔化 。活跃于咸同年间的医生赵兰亭 ， 曾在杭州推广牛痘法 ， 也遭遇了类似的舆论抹黑 。 赵说 ， 这种舆论出自“习神痘之医” ， 也就是以种人痘为业的那群人 ， 牛痘法的出现让他们“无所施其巧 ， 于是百端簧鼓 ， 谓种牛痘者 ， 后必重出” 。 [3]1806年 ， 广东爆发天花 ， 许多人涌入皮尔逊的诊所要求种痘 ， 事情渐有改观 。 稍后 ， 在十三行商人郑崇谦的协助下 ， 皮尔逊关于如何种牛痘的英文小册子 ， 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 定名为《𠸄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 。 该书曾被东印度公司作为联络外交的礼物 ， 多次赠给两广总督与海关官员 ， 但未引起他们的兴趣 。 郑崇谦还运作招募了一批中国人 ， 来向皮尔逊学习如何种牛痘 ， 其中就有著名的中国牛痘术推广先驱邱熺 。
1817年 ， 邱熺出版著作《引痘略》 ， 用中国传统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和经络理论 ， 对皮尔逊的种牛痘法做了一番“本土化包装” 。 以现代医学的眼光去看 ， 这种包装在医理上可谓牵强附会 ， 比如书中解释说：牛痘之所以有效 ， 是因为牛在五行中为土畜 ， 人的脾脏在五行中也属土 ， 所以用属土的牛痘 ， 最容易将脾脏中的毒“引”出来 。 医理虽错 ， 但这种解释模式 ， 却契合了国人当时落后的医学观 ， 反而消弭了一部分民众对皮尔逊种痘方式的疑虑 ， 促进了牛痘法的传播 。 《引痘略》一书先后再版五十余次 ， 曾国藩、阮元等督抚重臣均曾将邱熺奉为座上宾 。 [4]不过 ， 邱熺式的“本土化包装” ， 终究敌不过“同行间赤裸裸的仇恨” 。 所以 ， 在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时光里 ， 牛痘法的传播仍局限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 ， 并没有能够真正深入内陆 。 1873年 ，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在《申报》上连续41期刊登了一则广告 。 广告说 ， 只要响应租界当局号召 ， 去指定地点接种牛痘 ， 不但“分文不取” ， 还“给钱三百文”作为调养费 。 广告原文如下：“大法国工部牛痘局 ， 今设在上海新北门外东兴圣街姚辰庭大方脉医室内 ， 每逢礼拜二礼拜六为期 ， 如来种者 ， 到期两点钟到局种痘无误 ， 分文不取 。 倘有贫者 ， 给钱三百文 ， 为调养费 。 此亦西国人成美之道济之德也 。 ”[5]当时的上海 ， 猪肉每斤约20文钱 ， 这意味着免费种牛痘可以得到约15斤猪肉 。 租界当局的这则广告 ， 可以说是下了血本 。 之所以要下这样的血本 ， 是因为租界自1871年开始推广牛痘接种后 ， 民间几乎毫无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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