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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俩喊冤21载:被指盗窃开心果判无期 狱中疑遇真凶( 二 )


然而,笔录记载的内容却截然不同 。
案卷资料显示,1999年元旦,沈阳粤菜调料坚果行经理黄超向警方报案,称其租设在沈阳铁路局材料总厂院内的仓库遭窃,共被盗走338箱美国进口开心果(每件重22.68公斤,单价人民币480元)和50箱大杏仁(每件重22.68公斤,单价人民币1200元),总价值约22万余元 。报案时,仓库管理员陈广称,发现被盗时,门上的挂锁已经被人替换,“用原来的钥匙打不开了” 。
在找到曹庆三兄弟之前的8个月,警方曾将调查方向锁定在坚果行内部人员,后来才将视线转移到贩卖这批坚果的农贸市场业主身上,即曹庆三售卖坚果的下家 。
警方调查认定,1998年12月31日下午两点,曹氏兄弟携带事先准备好的断线钳子,窜到粤菜调料坚果行设在沈阳铁路局材料总厂院内的仓库,曹庆三用断线钳子剪断库房锁头,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同类型锁头,再由曹波三在该厂大门处接应 。作案过程中,曹庆三先后两次来到和平区南三马路市场雇佣6台人力三轮车,再窜回库房用钥匙将库门打开,从中盗走坚果 。之后,二人分三次销赃给沈阳北行农贸市场业主,获赃款14万余元,每人分赃7万元 。
澎湃新闻注意到,支撑上述结论的依据是曹氏兄弟的口供,以及案发当日被他们雇佣的三轮车夫的证人证言 。
从1999年8月29日被刑拘到被依法逮捕后满一个月的1999年10月9日,曹庆三和曹波三分别作出讯问笔录7份和6份,其中均有半数是在办案部门要求二人“反省”后作出 。而在检方介入后,两人则不约而同地翻供了 。
值得注意的是,两人被拘当日的第一份笔录均为有罪供述,但这两份笔录都没有记录讯问的地点和具体时间,所用的纸张也和后来同样在当日所作的第二份笔录完全不同 。
曹庆三称,当时他并没有承认盗窃,是在挨了打的情况下,由办案民警拿着写满字的笔录,抓着他的手指强行按的手印,民警还说“你弟弟都认了,你还不认吗?”曹波三则称,案发当日他只是帮哥哥联系了车辆,并未到过现场,他确实不清楚坚果的来历,“民警跟我说,我哥已经认了,我要是也认罪,就能帮他分担一点量刑,俺们不懂法,就这样信了” 。
即便如此,从第一份讯问笔录开始,曹庆三就不断提及从“小三子”处买货的情节,但因不知“小三子”真名而无法向警方提供详细信息 。在曹波三的第二份笔录开始,他也不断供述有“小三子”的存在,并称“货是‘小三子’卖给我哥的” 。
警方称经查无“小三子”其人,关键物证因“保存不善”丢失 
1999年10月8日,沈阳铁路公安将此案移送辽宁省检察院沈阳铁路运输分院(下称“沈铁检察分院”)审查起诉,当年11月15日,沈铁检察分院将此案退回补充侦查,并出具了详细的说明 。
经审查,沈铁检察分院发现了案件尚存的五大问题:第一,与本案有关的“小三子”应到案;第二,曹庆三作案时所使用的工具“断线钳子”应提取;第三,作案时被更换的锁和钥匙应提取;第四,被告人家中搜查出的存款来源为何;第五,曹波三参与盗窃的时间 。
当年12月6日,沈阳铁路公安局出具补充侦查报告书,并将案件再次移交 。补侦报告书显示,警方在走访有关人员后,均未查到“小三子”其人 。
曹庆三对此表示怀疑,他告诉澎湃新闻,介绍他和“小三子”认识的宋某民正是失窃坚果行的小工,绝不可能查无此人 。曹庆三三姐曹秀云则对澎湃新闻表示,在案发多年后,宋某民家属曾找到曹家,希望他们不要继续申诉了,“宋家人说,当时为了调查这事,宋某民也被警察抓去了” 。此后,宋家便搬离了新城子,去向不明 。
对于作案工具断线钳子的去向,补侦报告书依据沈阳铁路公安局刑警大队1999年9月21日出示的说明称,此案系由新城子公安分局移交,他们曾多次向新城子公安分局刑警队追要物证,但对方的办案同志均否认见过此物,之后两次在曹庆三家中搜查也未找到 。同样地,据办案人员回忆,在案发时已提取了的“被剪断”的锁和钥匙,也在较长的破案过程中,因保管不善丢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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