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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文会|李小龙《必也正名：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出版丨【学术动态】( 三 )


例如 ， 中国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书与子书 ， 甚至可以说原本就蕴含于史书与子书之中 ， 是史书与子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 这早就已经成为小说研究界的共识 。 但是 ， 从史书与子书的文化传统入手 ， 深入透视小说命名的“胎记”乃至“基因” ， 这却是前人未曾涉足的学术问题 。 小龙博士由此切入 ， 撰写了“从《汉书·艺文志》看文言小说命名的子史渊源”和“《史记》诸体对文言小说命名的垂范”两节文字 ， 为我们展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
又如 ， 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命名史上 ， 呈现出一种对 “三字名”的强烈偏好和趋向 ， “三字名”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 这是浏览中国古代小说史 ， 尤其是浏览小说书目 ， 就可以一目了然的一种文化现象 。 人们或许因为“熟视之若无睹” ， 从未将“三字名”及其生成渊源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加以探究 。 而小龙博士偏偏将这一众人“习矣而不察焉”的现象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 ， 撰写“白话小说三字名经典地位探究”一节 ， 深入探讨 ， 引发出一些有趣的话题 。 比如在中国传统中人名、地名等 ， 大多是“三字名” ， 由自有含义的两个字再加上一个类似于“姓”的类名构成；而古书的书名 ， 也多为“二字名”加上一个“体字”的组合 ， 形成“三字名” 。 而且 ， 古书的书名 ， 与人名的命名方式“姓”+“名”相反 ， 而与地名的命名方式“名”+ “姓”相同 ， 采用的是“类名后置”的方式 。 有的学者凭主观经验简单地断言 ， 中国文化“姓在名前” ， 体现出对群体性的“第一关注” ， 而西方文化“名在姓前” ， 体现出对个体性的“第一关注” ， 这两种传统判然有别 ， “隐喻着中国人的家族性以及西方人的宗教性” 。 小龙博士仅举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名与地名的不同命名方式 ， 就足以解构这样的论断 。 其实 ， 从命名方式前后易位的自如与自由 ， 也足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包容性特征 。
类似的例证在小龙博士的这部著作中在在皆是 ， 无须我一一列举 ， 细心的读者不难在阅读的过程中随时随处得到会心的体悟 。
在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实践中 ， 我深深地体会到 ， 发现问题远远难于解决问题 。 这是因为“提问”原本就隐含着“解答” ， 因此是一个从“有”到“有”的过程；而能不能发现问题 ， 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 在某种意义上 ， “无中生有”可以说是一切学术问题的唯一来源与途径 。 因此 ， 能不能“无中生有” ， 便成为考察一位学者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基本标准 。
在多年的交往过程中 ， 我清楚地了解到 ， 小龙博士在学术研究中始终葆有探索的敏感、思维的活跃和论述的透辟 ， 正是一位擅长于“无中生有”的优秀学者 。 继深得学界好评的《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之后 ， 小龙博士又奉献出《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这部丰厚的著作 ， 学术道路在他的面前伸展得如此宽广、如此深远 ， 而且还将继续宽广而深远地伸展开来 。 这的确让我由衷地欣慰 ， 也由衷地钦佩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传承、发扬光大 ， 不正有赖于一批又一批像小龙博士这样的青年学者的自强不息、奋力精进吗？
是为序 。
2017年2月16日
原发表于《励耘学刊》 2017年01期
《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跋
这本书的萌芽 ， 始于博士论文定题之时 。 当时郭英德师鼓励我们不要把博士论文做成一锤子买卖 ， 而要设计成有拓展性的富矿 。 我按照自己选择博士论文题目的思路 ， 继续在此题周边列出来一堆可能性的题目 ， 书名研究便是其中之一 。 但当时也只是列出来 ， 还不敢确定这个题目是否值得做 。 刘勇强老师在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说 ， 既然做了回目 ， 以后也可以继续再做小说的书名 。 这给了我很大勇气 。 于是 ， 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 ， 于2010年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 感谢相关的评委专家 ， 给了我承担这一课题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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