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命攸关”运动背后，潜藏的依然是经济结构的不平等( 七 ) 撰文|||刘亚光由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

在学者崇明的《宽容与自由主义》一文中，他曾将“政治正确”话语的这种激进化趋向界定为一种由对宽容的主张导致的“不宽容” ，真正的宽容其实并不意味着彻底“取消批评” 。换而言之，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应当允许社会对其主张的价值抱以宽容但并不“积极接纳和主动赞成”的态度。当然，这一界限的掌握是极为困难的。正如崇明所言：“宽容的前提是对不宽容对象的某种不满和批评，没有批评不构成宽容，这是宽容的悖论，也是宽容的困难所在” 。有关问题的讨论，其实同样呈现了公共讨论“宽容”问题值得深思的内在张力。

这种“宽容与斗争”之间的张力正是“政治正确”话语在当下面临的难题。回顾“政治正确”的发展历史， 20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民权运动加强了对于有色人种、女性等的保护，但弥散在实际生活中的歧视却需要日常话语层面的变革来实现，时至今日，不可否认，在一个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仍然遭遇结构性压迫的时代， “政治正确”提供的话语抗争依然十分重要。然而，它同时也遭遇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原本致力于打破主流话语霸权、实现话语层面多样性本身却存在压制多样性的风险。

马克·里拉在另一篇文章《身份自由主义的终结》中就提及， “身份政治”已经不再能成为凝结共识的稳定基础。对“政治正确”话语的过分强调使得人们更多重视个体身份超过对社会面对的公共议题的关注， “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甚至在他们有个人认同之前，就被鼓励去谈论他们的个人认同。到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多元性话语已经穷尽了政治话语，以至于他们竟然对阶级、战争、经济和共同善这些持久的问题感到无话可说” 。他主张用“公民自由主义”的建构超越以身份作为基础的“身份自由主义” ，然而无法回避的是，任何公共性的问题似乎都难以完全与身份问题脱钩，里拉的方案在另一个层面凸显了“政治正确”的合理限度这个难题。

“黑命攸关”运动背后，潜藏的依然是经济结构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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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正确”的反思》许纪霖/刘擎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那么，正发生在美国的一切究竟是“适度的政治正确”还是“过度的封杀文化”？对这一问题本身的反思也许比获得这一问题的答案更有意义。《澎湃思想市场》刊发的一篇文章就尖锐地指出了“政治正确”这一话语框架和这个问题本身的虚伪性。文章指出， “政治正确”这一话语原本是西方语境下左翼群体内部的“自黑” ，然而从八十年代开始， “政治正确”一词开始出现了固定的用法，即由保守主义右派用于污名化和指控左派。当保守主义指责左派大搞“政治正确”时，其实对于许多他们自身施加的“政治正确”压力视而不见。例如，当许多人指责CK搬出大码模特是屈服于政治正确时，其实忽略了父权社会的“主流审美”设定的“美”的标准长期以白人男性凝视为先可能才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或许，对于这一系列贯穿美国历史且注定悬而未决的议题——不论是围绕知识分子立场的辩论，还是“该不该推雕像”的讨论，抑或对何谓“政治正确”的限度的探讨，揭开被话语框架抽象、模糊、歪曲的真实诉求，拒绝对异见者的观点进行粗暴武断的标签化，都远远比获得一个确定的讨论结果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