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命攸关”运动背后，潜藏的依然是经济结构的不平等( 五 ) 撰文|||刘亚光由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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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阿莱达·阿斯曼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然而，推倒雕像行动能否完美实现自身的愿景依然存疑。

行动的暴力倾向有扩大化的风险，更被许多学者担心其背后的“滑坡逻辑”会导致历史的虚无。如果以今天的观点审视，过去的许多文艺作品、历史人物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作“政治不正确” ，那么人类的历史是否应该整体清洗一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对历史纪念物激进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也生产了自身的悖论。《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一篇文章即认为，在一个数字媒体参与公众记忆构建的时代，推倒雕像的人们开启手机摄像头，用无数流通于社交媒体上的影像记录下来，在无形中塑造起了新的雕像，屈辱的历史似乎并未如义愤填膺的行动者所愿被清除，而是变得更为确定和无可变更。如克里斯托弗·波米扬所言，成为“废弃物”在此可能并非是雕像最坏的宿命，物理上的损毁和移除或许让雕像对黑人屈辱历史的美化暂时被去除，但影像的流通却使其重新被功能化，成为这段屈辱历史的另一种见证。

是否有一种更好的方式对待这段有争议的历史？作为一名非裔教授，美国莱斯大学“种族主义与种族经历研究”项目主任托尼·布朗认为，单纯粗暴地移除雕像不仅无助于唤起人们对种族不公的反思，反倒会削弱这种反思。 “我们倾向于粉刷我们的历史，我们倾向于认为‘种族主义’不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这种行动让那些推倒雕塑的人认为：我们做的已经足够了” ，推倒雕像的行为制造的自我感动让人们高估这一象征行为的实际意义，掩盖了真实问题的复杂性，因为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无不在提醒着人们种族平等依然是遥远的目标。布朗指出正视历史才能够让公众足够重视这些不平等，应该将这些雕像“放置于一个具有特定语境的空间” ，并加以更为严肃地阐释，用更公允的叙事来提供历史的警示。

布朗的话呼应了历史学家尼特哈摩尔和前文提及的阿斯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博物馆里固有的距离感会天然阻止“一种直接的、工具性的认同联系” ，帮助人们摆脱狂热，对投向过去的狭隘视角进行调整和批判。其实，在整个抗议运动开始之后，包括奥兰多橘县地方历史中心、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在内的多家博物馆都开始了对抗议行动物品的收藏行动。对此，圣母大学的学者Maggie Shum的观点颇值得我们思考， Shum认为，将这些物品从动态的街头抗议运动中抽离出来并搬运到博物馆中，可能会“割裂这些物品置身的历史情境的完整性” ，因此如何运用恰当的策展方式呈现这些物品，是“博物馆值得思考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