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命攸关”运动背后，潜藏的依然是经济结构的不平等( 六 ) 撰文|||刘亚光由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

位于美国休斯敦的非裔美国人博物馆，政府曾将一座名为“邦联精神”的塑像移除并陈列至此，以告诫人们铭记种族主义历史。

或许，这才是推倒雕像行动启动的一个更有价值的公共反思。

如果说公共雕塑与其放置的空间的联结制造的强大历史感召力令推倒雕像者们忌惮，那么为雕像重新建立一种更为公允的历史语境和叙事的可能性同样值得探索。无论如何，在计较“推雕像到底能不能改变不平等”“推倒哪些雕像才正当”之外，这种对于用何种方式书写和传承社会公共记忆的方式的反思和探讨将有可能让公众收获一种看待历史的审慎和敏感。

“黑命攸关“ ，

是矫枉过正，还是必要的反抗？

以上两大围绕“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展开的辩论其实质都指向了“政治正确”是否过度这一根本问题。自上世纪美国平权运动以来，它逐渐成为社会各界需要遵循的极为重要的原则，要求社会各界不得对社会弱势群体、少数族裔等发表歧视性的言论，它本身确实构成了一定的限制，但从另一方面，它也是对少数族裔、非主流文化的一种重要的保护。如何在恰当保护少数族裔的情况下不对言论自由产生过度的危害，始终是美国思想界和舆论界面临的棘手难题。

“政治正确”的过度恰恰是哈泼斯公开信所竖起的靶子。然而， “反哈泼斯公开信”指出，哈泼斯公开信“使用了有诱惑性、但模糊的概念和隐晦的语言来掩盖他们言辞背后的实际意图” 。哈泼斯公开信所提出的“对公开辩论的扼杀和对接纳歧见的拒斥”仅仅是一种笼统的姿态，而有意回避了讨论具体的问题。

《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就指出，哈泼斯公开信由掌握话语权的名人们签订，他们常常有权力去界定何为“尊重” ，何为所谓的“封杀文化” 。而在现实生活中，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支持者们并没有足够的强制力对这些精英构成真正的威胁， “他们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的依托，而只能依赖言论的力量” 。学者常江曾在一篇文章中对“Metoo运动过激化”的批评也进行过类似的回应，在他看来， “Metoo运动”并不是在强制性权力的组织下发起的，其过激化的后果被舆论所夸大。同时，《卫报》的评论亦指出，哈泼斯公开信有意渲染精英们遭遇的困境，然而却没有比较他们所遭遇的一时的风险与他们的批评对象所遭遇的长期结构性不平等之间的分量关系。

事实上，这种嘲讽话语的模糊性在许多的事件当中似乎都有迹可循。《书评周刊》的另一篇文章讨论了CK推出史上首位黑人大码变性模特贾里·琼斯所引发的争议，文章认为，许多人对于琼斯“过于政治正确”的评价更多成为一种嘲讽和指责，遭遇了污名化。然而， “政治正确”的话语自身同样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模糊性。《书评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在J.K罗琳针对跨性别者的争议性言论引发的讨论中，罗琳确实在某些方面冒犯了跨性别者的感情，但她的某些观点的具体意思其实也遭遇了抵制者一定的曲解。例如，罗琳强调人们过于关注社会性别却忽视生理性别，这一观点却被许多批评者贴上“罗琳忽视社会性别”的模糊标签。对于许多“政治正确”的激进捍卫者来说，似乎“不表示支持”则意味着“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