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命攸关”运动背后，潜藏的依然是经济结构的不平等( 二 ) 撰文|||刘亚光由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

我们今天将从这两封公开信的隔空交战入手，回顾和梳理这场抗议运动在文化界引发争议的重点事件，呈现不同事件背后论辩双方的具体诉求及其合理性。这种梳理和呈现必然无法为围绕“政治正确”议题的争论提供某种定纷止争的结论，在美国，围绕“政治正确”这个主题的争论旷日持久，也注定悬而未决。但这种梳理与反思本身，可能比获得确凿无疑的“答案”更重要。

学者的思考，

可以与公共立场独立吗？

哈泼斯公开信的签署者中，包括斯蒂芬·平克、福山、乔纳森·海特等都是鼎鼎大名的人文社科学者，信中所提到的“学术编辑因为编发有争议的文章就被解雇，大学教授在课堂上引用文学作品就被审查”等观点，也直接指向了这场抗议运动对学术与思想自由的钳制。然而，人文知识分子的思考真的可以完全与其公共立场独立吗？

美国著名学者马克·里拉想必会给出反对的意见。他考察了20世纪的著名学者如何用自己的思想助推了许许多多暴行的实现。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近年来许多史料陆续发掘后，海德格尔为纳粹的统治背书的嫌疑遭到了诸多的批评。批评者们甚至指出他所使用的许多哲学语汇例如“土地、天命、共同体”等都是纳粹惯用的词汇。里拉也认为，海德格尔误将自己重建西方传统的崇高决心，转移到对纳粹建国决心的认同上。知识分子的才智并不时时刻刻用于建立一个健康、良善的公共空间，而极有可能推动共识的分裂。在里拉看来，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对知识狂热的“爱欲”可能使得他们助长的恶更为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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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马克·里拉著，译者: 邓晓菁 / 王笑红，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2014年7月

诚然，在此次抗议运动中遭受指控的知识分子未必涉嫌助推“惨无人道”的暴行，但里拉的论述提示我们反思知识分子与公共立场之间的关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思想自由固然极为重要，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免除身为思想者的道德责任。著名学者托马斯·索维尔曾经表达过和里拉类似的担忧，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确实应当在某种程度上从事独立于社会现实的思考，尤其是作为与“理念”打交道的人文知识分子。如果用韦伯的划分来看，他们更多听从一种“信念伦理”的召唤，在悬隔诸种社会条件制约的情形下，探索社会现实发展的多种可能。然而仅仅听从信念伦理的召唤却恰恰可能让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迫害的同谋，在“自由、独立地形成符合自己价值认定的理论”的基础上，知识分子必须应该考量“责任伦理”——即自己的“独立思考”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切实影响？在这种平衡中，学者的思考才能真正引领社会走向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