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命攸关”运动背后，潜藏的依然是经济结构的不平等( 三 ) 撰文|||刘亚光由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

考虑到当下社会发达的媒介和资讯流通的迅捷，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对社会观念施加的影响更应该引起社会公众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警惕。索维尔指出，知识分子往往被社会公众认为具有高于普通人的知识水准，而他们自身也极容易认定自己在某个领域特殊知识的精通能够普遍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众媒介与知识分子的联合也会放大其思想的社会影响。

前不久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大卫·斯塔基因为在接受采访时声称“奴隶制并没有导致种族灭绝，许多黑人依然得以幸存”而遭到出版商的联合抵制，并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取消会员资格。伦敦市长候选人贝尼塔就谴责其“滥用了公众人物的身份发表不当的种族主义言论” 。而早在2011年时，斯塔基就曾在颇具公众影响力的BBC晚间新闻中声称“白人正在逐渐变成黑人” ，使得BBC一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

在“反哈泼斯”公开信中，我们同样能看到，反对者们进攻的重要目标正是签署哈泼斯公开信的知名知识分子们所拥有的的话语权。信中强调，哈泼斯公开信的签署者“多数是富有的白人，拥有大量的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 ，同时，《哈泼斯》杂志享有巨大的声望， “有金钱和影响力作为后盾” 。它“决定不把它的平台给那些被边缘化的人，而是给那些已经拥有大量追随者并且有足够机会表达自己观点的人。 ”

资讯频道http://zixun.iweiba.cn/list-1.html

《知识分子与社会》托马斯·索维尔著，中信出版社 2013年8月

除此之外，考虑到人文社科知识的流通对社会观念形塑的巨大作用，学者们通过知识生产而制造的隐形权力同样引发许多群体的担忧。

这一点在近日斯蒂芬·平克遭遇的指控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指控者声称，在平克的畅销作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他用科学的方式企图论证人类的暴力正在不断减少，而忽略和歪曲了黑色人种依然面临暴力压迫的事实。然而这一指控也迎来了许多批评，例如，如果一名学者因为通过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了某种并不符合“政治正确”的结论而遭到指控，这是否是一种对学术自由的伤害？针对这一观点的争锋，学者林垚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一种较为折中的观点。他认为，一些可能影响到少数群体利益的结论

（比如“男女智力有别”）

往往冲击着既有的社会共识和价值观念，对其进行更严格的审视应该是人之常情。更重要的是，在媒体发达的时代科学研究的影响并不会局限于象牙塔内，其结论会切实地影响社会生活中相关人群的切身利益，因此对类似的结论更为谨慎也是必要的。

不难发现，作为此次抗议运动中频频引发舆论争议的一系列“文化名人遭遇指控”事件的背后，潜藏着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与他们所需要担负的“公共责任”之间的深刻张力。哈泼斯公开信和“反哈泼斯公开信”之间的交锋或许很难判定出谁胜谁负，但它呈现出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在一个学术与社会联系愈加紧密的社会，知识分子应该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和言论，以及社会对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抱持合理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