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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北京如何从帝都变为文化城市？( 四 )

辛亥革命后，北京如何从帝都变为文化城市？
《北京皇宫花园一景》。虽然实际效果欠佳 ， 这些规划、建议及相关讨论却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 ， 许多人选择从“文化”角度立论 ， 逐渐塑造了北平作为“文化中心”的新形象 ， 北平“文化中心”的地位 ， 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 瞿兑之称“北平为文化中心是十七年以后常听见的一句口头禅” ， 可见这一说法已经深入人心 。不过 ， 在当时的语境中 ， “文化”一词的含义究竟为何 ， 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 从政府决策方面来看 ， 提出“文化中心”或“文化区”目的在于促进北平的经济繁荣 ， 挽救迁都后北平市面萧条的局面 ， 在国家层面上 ， 这是统一后的国民政府进行的国家建设的一部分 ， 在地方层面上 ， 这也符合北平地方精英的利益 。 这里的“文化”指称的内容较为宽泛：“凡教育技术及各种工艺 ， 皆可目为文化之代表 ， 不止古迹古物已也” 。 不过 ， 发展工商业需要各种经济和物质条件 ， 在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北平并非易事 ， 加之时局动荡不安 ， 经费筹措不易 ， 可谓举步维艰 。 有鉴于此 ， 许多人认识到 ， 充分利用北平已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 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游览 ， 发展旅游业 ， 是“繁荣北平”最为切实可行和有效的途径 。 北平作为数百年旧都 ， 对外国游客极具吸引力 ， 旅游业能够为北平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 。 1931年4月 ， 《大公报》在其社论中表示：“繁荣故都之政策 ， 除着手以文化号召游客外 ， 固亦别无办法 。 ……一切社会的新设施 ， 大率以招徕游客为目的 ， 尤以外国游历客为最上之目标” 。 在这个意义上 ， “文化”就主要落实到具体的物质层面——即帝都时期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古建筑、古物等等）——之上 。更有意味的是 ， 北平所拥有的“文化”物品 ， 又不仅仅属于北平 。 古建筑和古物同时也被视为国家精神的寄托 。 附着在这些文物上的国家性 ， 与北平作为地方城市的地方性之间 ， 存在着不小的缝隙 。 而来自日本的战争威胁 ， 更在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之间制造了巨大的紧张 。1931年9月 ， “九一八”事变爆发 ， 不久东北三省沦陷 ， 华北地区面临着日军侵略的威胁 ， 局势相当紧张 。 如果日军进犯北平 ， 北平众多珍贵的古建筑和古物就有在炮火中沦为灰烬或被敌人劫掠的危险 。 于是北平一些文化人开始未雨绸缪 ， 筹划保护北平古迹和古物的办法 。 特别是以古物保管为职任的古物保管委员会（设于北平）及其北平分会 ， 对此事尤为关注 。 1932年8月 ， 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黄文弼提出 ， 将北平化为文化区 ， 不驻兵 ， 不作军事根据地 。 这一主张得到其它一些委员的赞同 。 9月21日 ， 江翰、刘半农、徐炳昶、马衡、朱启钤等三十余人举行会议 ， 决定向政府建议 ， 定北平为“文化城” ， 永远撤除北平军备 。 由刘半农拟定意见书 ， 并推举马衡为代表到京接洽 。 主事的五人中 ， 马衡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委员 ， 刘半农和徐炳昶均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 江翰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 ， 朱启钤则是中国营造学社的负责人 。刘半农拟定的意见书 ， 在《世界日报》和《申报》上全文刊载 ， 其大致内容是建议将北平一切军事设备挪往保定 ， 仿瑞士设为中立区之先例 ， 来“灭除北平城里各种文化设备遭受炮火打击的可能” ， 因为在国际目光注视之下 ， 敌人不会向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发动袭击 。 北平为“文化品物”荟萃之地 ， 其中如古建筑是不可移动的 ， 而可以移动的古物如果迁移他处 ， 则北平的文化气氛也必定会蒙受损失 。 “文化品物”事关“国家命脉”和“国民精神” ，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事实上 ， 在“文化城”提议酝酿和提出之前 ， 故宫博物院就已开始着手准备古物南迁 。 为避免引起争议 ， 院方对外并未公布此事 ， 只是宣称将古物集中在新建的库房中保管 ， 以防不测 。 然而 ， 故宫古物即将南迁的传闻仍旧不胫而走 ，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 ， 甚至出现了政府拟将古物售卖外人的谣言 。 1932年8月 ， 北平学生抗日救国会向故宫博物院发函质问 。 9月1日 ， 古物保管委员会致电行政院 ， 要求明示“故宫博物院古物为国宝永不出卖” 。 9月2日 ， 《世界日报》披露了陈寅恪、洪业、顾颉刚和吴其昌四位学者致国民政府的公函 ， 其中云：“北平故宫古物 ， 近月忽有迁移抵押之说 ， 初疑谰言 ， 渐似定谳” ， 要求政府“明令故宫古物不得迁移 ， 以息国人惊疑 ， 以绝国贼阴谋” 。 一时间故宫博物院处于舆论之风口浪尖 ， 院方不得不公开声明“迁移抵押说尽属无稽” ， 院长易培基也在接受采访人员采访时强调古物“决不迁移” 。 但不久又传出故宫古物将迁往洛阳的消息 ， 北平各界团体发出通电表示反对 ， 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则出面“辟谣” ， 但事态并未平息 ， 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辛亥革命后，北京如何从帝都变为文化城市？
天坛皇穹宇 ， 赫达·莫里逊（Hedda Morrison）约摄于20世纪30年代 ， 见赫达·莫里逊《洋镜头里的老北京》 。此时日军也加快了进犯华北的步伐 。 1933年1月3日 ， 榆关失守 ， 平津门户洞开 ， 华北震动 。 古物南迁从传闻逐渐成为事实 。 北平各自治区公所等地方团体对此反应尤为激烈 ， 接连召集会议发表通电 ， 反对古物南迁 。 1月23日 ， 这些团体组织成立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 ， 前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任主席 ， 发起了一系列反对乃至阻止古物南迁的活动 。 1月31日 ， 故宫古物原定当晚起运 ， 由于北平地方人士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成行 。 2月4日周肇祥以扰乱治安的罪名被逮捕 ， 2月7日凌晨 ， 在军队押运和临时戒严的措施之下 ， 装运第一批古物的列车终于驶出了北平城 。事后来看 ， 古物南迁是由故宫博物院提出 ， 并得到国民政府的有力支持才得以实行 。 除院方与中央之外 ， 古物南迁激起的反对声浪一度高过支持者一方 。 包括北平地方团体在内的反对者认为 ， 国难当头 ， 政府不亟谋抵抗 ， 反而置北平的土地与人民于不顾 ， 优先考虑古物的安危 ， 是一种怯懦和自私的行为 ， 会动摇北平乃至华北地区的军心和民心 。 而怀疑政府别有所图 ， 是以迁移为名而行售卖之实的声音也一直未能平息 ， 有人借题发挥 ， 甚至主张不如将古物公开拍卖 ， 以所得款项充实军备和国防力量 。 从古物保存的实际操作层面上看 ， 不少人认为古物数量巨大 ， 迁移过程中难免毁坏和损失 ， 且其他地方（南京、上海、洛阳等）亦不适合保存古物 ， 如果战争爆发 ， 战火蔓延至全国 ， 反而不如北平就地保存为妥 。 另外 ， 北平为文化古都 ， 在“国际人士”关注之下 ， 日军未必敢轻举妄动 。 这最后一条和“文化城”提议不谋而合 ， 都是寄望于外国力量的介入 。“文化城”提议和古物南迁的动议都是在面临战争威胁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 它们共同之处在于将文物的意义放置在首要的位置上来考虑 ， 这也是它们遭受诟病的根本原因所在 。 “文化城”的提议者之一马衡 ， 同时也是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副馆长 ， 积极支持和配合古物南迁的工作 。 当古物南迁已成定局 ， “文化城”的提议也就失去了依据 ， 自然消泯于无形 ， 不过至少“文化品物”中可移动的古物部分有望得到妥善保存 。古物是国家文化的象征 ， 是国家精神的寄托 ， 这是时人的共识 。 古物既是国人共有的文化遗产 ， 国家当然有处置迁移之权 ， 这是支持古物南迁一方的看法 。 当面临战争威胁时 ， 能够及早迁移保管古物自然是万全之策 ， 国际上不乏先例 。 只要途中严密监护 ， 就不会有损毁遗失的危险 。 然而 ， 即便是支持者也承认 ， 古物的南迁对北平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 当古物作为国家的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北平作为一座地方城市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 牺牲后者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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