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北京如何从帝都变为文化城市？
编者按：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 ， 北京彻底告别了帝京的身份 ， 在观念的层面上 ， 帝京的历史也已成为过去 。 然而 ， 整个民国时期 ， 帝京遗留下来的大量建筑、古迹和空间格局依然存在 ， 很多人还保留着对帝京的历史记忆 。 过去的北京有很大的一部分仍存留了下来 ， 民国时期人们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个“过去的北京” ， 成为学者季剑青在《重写旧京: 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一书中想要讨论的课题 。第14期“京华物语”栏目 ， 我们从该书中摘取一篇 ， 谈北京如何从明清数百年的“帝京”向一座“文化名城”过渡 ， 从宫苑功能属性的变化等具体问题来切入这个庞大的命题 。 所谓“旧京” ， 既包括帝制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古迹和空间格局 ， 也包括北京作为帝京的历史 。 如今 ， 随着旧京日渐远去 ， 对旧京的历史记忆渐渐淡化 ， 博物馆化的认知模式和文化实践最终占了上风 ， “旧京”于是变成了“古都” ， 以稳定的形象定格在时间之中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 。
《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季剑青著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7年7月撰文 | 季剑青（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摘编 | 徐学勤作为绵延数个朝代之久的都城 ， 北京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象征着皇权的宫殿、苑囿和坛庙 ， 它们构成了界定北京“帝京”身份的核心要素 。 辛亥革命终结了北京作为帝京的历史 ， 但帝京宫苑却相对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 它们并没有随着王朝的覆灭立刻成为历史的遗迹 。 在民国初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 这些宫苑作为皇权的象征 ， 仍旧刺激着人们的情感记忆 。 民国初年的宫苑开放运动 ， 只是使得宫苑的象征意义发生颠倒 ， 使其成为新的共和价值观的见证 。 对皇权的否定和批判 ， 政治和道德的意味非常浓厚 ， 与传统的帝京想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另一方面 ， 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 ， 北洋政府不仅在人事上与前朝纠缠不清 ， 还有意沿袭宫苑的政治功能 ， 这就使得宫苑在时人眼中显得更加暧昧 。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 ， 人们才开始在一个与过去断裂的视野中重估帝京遗产的价值 。 1928年首都南迁后 ， 北京被改为北平 。 20世纪30年代 ， 丧失了政治地位的北平需要寻求和创造一种新的身份 ， 同时 ， 为了应对日本侵略造成的深重的民族危机 ， 将北平建设为一座“文化城”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 地方政府与国家政权为此制定了具体的方案 ， 着手付诸实施 。 此时帝京的物质遗存（建筑和古物）祛除了先前的政治和道德意味 ， 被看作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遗产 ， 构成建构“文化城”的重要资源 。 它们吸引着本国和外国游客的眼光 ， 成为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的象征物 。 伴随“文化城”建构而产生的各类旅游指南 ， 也将北平的帝京风景呈现为某种物化的景观 。 当帝京遗产作为过去之物被重新赋予意义的时候 ， 它们同时也被客体化了 ， 甚至表现为某种符号式的存在 。除了分散的建筑和古物 ， 北京以宫城和皇城为中心的空间布局 ， 也吸引了不少学者关注的目光 。 在来自西方的现代城市规划思潮的启发下 ， 北京被视为城市规划的杰作 ， 这一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不难发现 ， 对帝京遗留下来的空间布局的价值的重新确认 ， 实际上遵循着与“文化城”的建构相类似的逻辑 ， 两者都是通过对历史的客体化 ， 试图把过去之物的意义固定下来 。 当旧的王朝体制已然解体 ， 传统的价值体系也随之失效 ， 如何重新赋予帝京的物质遗存和空间布局以稳定的、可识别的内涵 ， 对建构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现代身份至关重要 。 需要指出的是 ， 帝京历史的客体化和符号化正是以强调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断裂的现代历史意识为前提的 ， 只有当过去不再是绵延至当下的活的传统的时候 ， 它才可能被塑造成符合需要的对象 。
故宫神武门旧照 。宫苑的转变历代宫苑多属禁地 ， 戒备森严 ， 它的封闭性正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体现 。 只有长期供职内廷的宦官 ， 或者奉特旨入内的大臣 ， 才有可能游览宫殿苑囿 ， 留下相关的文献记载 。 就明代宫廷而言 ， 前者如撰写《酌中志》的刘若愚 ， 后者如天顺年间的右佥都御史韩雍和内阁首相李贤 ， 两人都有《赐游西苑记》行世 。 清康熙年间 ， 高士奇以侍讲学士入侍内廷 ， 赐居太液池西 ， 公事之余撰写《金鳌退食笔记》 ， 对西苑景物有较为详细的描绘 。 少量的私人著述之外 ， 清代还有官修的《国朝宫史》与《国朝宫史续编》 ， 分别成书于乾隆与嘉庆年间 ， 其中“宫殿”一门 ， 记载宫殿苑囿之形制、沿革和景物 ， 翔实具体 ， 但这两部书在清代均无刻本 ， 钞本藏内府中 ， 外人无缘得见 。 乾隆皇帝敕编的《日下旧闻考》也包含有大量的有关宫殿苑囿的内容 ， 不过这部著作同样深藏内廷 ， 流传不广 。 总而言之 ， 清朝覆亡以前 ， 对一般读书人（更不必说普通民众）而言 ， 帝京宫苑仍然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民国成立后 ， 紫禁城乾清门以南地区划归民国政府 ， 武英殿、文华殿改为古物陈列所 ， 皇城的长安左右门被打通 ， 天安门前的长安街成为贯穿东西的干道 。 中南海成为民国政府所在地 ， 北海亦交还民国政府管理 ， 并对游人开放 。 1914年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 ， 颐和园虽属清室私产 ， 自1914年起也有限度地对外售票开放 。 这些举措体现了共和的价值观念 ， 令民国首都呈现出一番新气象 。 当时报纸上有《新北京竹枝词》 ， 其中一首云：“都城一洗帝王尊 ， 出入居然任脚跟 。 ”昔日禁地如今任人游览 ， 宫苑的开放成为共和体制最直观的表现 。大多数人都对宫苑的开放持欢迎态度 ， 特别是那些来自南方的文人和知识分子 ，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庄俞就是其中的一位 。 他曾于民国初年数次北上 ， 宫苑名胜游历殆遍 ， 并在《小说月报》上撰写了一系列游记 ， 描述自己的见闻 。 在游览了紫禁城中的太和殿和武英殿之后 ， 他感慨道：“向之王公大臣 ， 入紫禁城必步行 ， 年届耄耋 ， 始赏骑马 ， 今则巍巍殿陛 ， 可以徜徉 ， 是亦共和之一征欤？”后来他又赶上1917年10月国庆节 ， 总统府开游园会 ， 得以畅游中南海 ， 这种难得的经历亦是“拜共和之赐” 。 通过今昔的对比 ， 庄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共和体制的优越性 。 庄俞是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国文课本的主编之一 ， 投身于塑造新国民的教育事业之中 ， 而他在游记中流露的那种轻松甚至得意的心情 ， 也显示出中华民国国民这一崭新的身份所赋予他的主体姿态 。类似的情绪也可以在南社文人的诗作中找到 ， 胡怀琛《中央公园》一诗云：“金瓦琼楼旧帝乡 ， 当年春梦付残阳 。 至今能与民同乐 ， 到此方知尘不扬 。 ”与浊尘弥漫的“旧帝乡”相比 ， 体现了共和价值的中央公园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 另一位南社诗人周斌兴致勃勃地畅游了南海和颐和园 ， 同样感受到了宫苑开放所带来的自由：“才从南海遨游后 ， 恍入西湖罨画中 。 攀折花枝休见笑 ， 此园今日与民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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