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北京如何从帝都变为文化城市？( 三 )
民国初年的颐和园 ， 甘博（Sidney D. Gamble）摄于1924年 。总体来看 ， 民初文人对颐和园建筑风格的美学评价 ， 总是或隐或显地透露出某种道德眼光 。 这不仅关涉到他们对清朝政治的具体看法 ， 同时也是传统宫苑书写的思路的延续 。 中国文人一向对帝王兴建宫室在道德上持否定态度 ， 视其为致乱之阶 。 北宋梁周翰《五凤楼赋》云：“秦皇阿房 ， 二世而弃；汉武柏梁 ， 孽火随炽” 。 宋仁宗建玉清宫而遭火灾 ， 欧阳修、苏舜钦等人纷纷上书 ， 指出这是天示惩戒 ， 希望帝王能够约束自己的欲望 ， 爱惜国力民财 ， 很能代表一般文人的态度 。这种道德化的眼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支配了民初文人对于颐和园的看法 。在民初北京的政治语境中 ， 宫苑依然带有强烈的政治和道德色彩 ， 像高燮那样能够将其剥离的论者实属凤毛麟角 。 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 ， 宫苑才有可能作为相对独立的审美客体和文物建筑 ， 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文化城的建构1928年6月 ， 国民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 ， 北京失去了首都的政治地位 ， 变成了一座地方城市 。 为了在新的形势下重新界定北平的身份 ， 北平所拥有的帝京遗存作为文化遗产受到了重视 ， 北平作为“文化中心”、“文化城”的形象逐渐显得清晰起来 。 从1928年至1931年间“繁荣北平”活动中确立北平“文化中心”地位的努力 ， 到1932至1933年间一些学者提出设北平为“文化城”的倡议 ， 一直到1934至1935年间袁良主政期间的旧都文物整理计划 ， 都可以看出“文化”在北平重新定位自身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 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城”的建构 ， 标志着从整体上将旧京客体化这一过程的开始 ， 它既是利用过去来定义现在的文化实践 ， 同时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政治危机的产物 。首都的南迁首先是对北京经济生活的重大打击 。 此前北京的繁荣主要依赖其政治中心地位 ， 至此一变而呈萧条冷落之势 。 不到半年的时间 ， 就出现了“人口日减 ， 商业日衰”的局面。 面对北平的衰落 ， 从中央到地方 ， 各级政府皆有所筹划 ， 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北平所拥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 1928年10月 ， 曾于20年代担任过京兆尹的内政部长薛笃弼 ， 提出将北平建为“东方文化游览中心” ， 受到北平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的积极响应 ， 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 1930年12月 ， 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张继、叶楚伧和李石曾及北方实力派人物张学良提议 ， 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 ， 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 ， 目标是将北平建设为“文化市” 。 1931年4月 ， 该委员会名单公布 ， 蒋介石任会长 ， 张学良、李石曾为总干事 ， 可见国民政府对此事之重视 。
从五龙亭远眺北海琼华岛 ， 佩克哈默（Heinz von Perckhammer）摄于民国初年 。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设立 ， 不仅意在从文化事业上繁荣北平经济 ， 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 。 当时北方政局并不安定 ， 1930年初北平处于阎锡山的执掌之下 ， 由于阎锡山和蒋介石矛盾日趋激化 ， 北平成为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势力的活动中心 。 直至1930年9月 ， 张学良的东北军占领北平 ， 国民政府才恢复对北平的控制 。 1930年12月 ， 李石曾在北平研究院演讲 ， 谈及设立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初衷：“因北平为旧帝都且为政治中心 ， 易予改组派以机会 ， 想使造成文化中心 ， 改革以前政治中心” ， 显然 ， 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国民政府对北平的直接控制 ， 借“文化”来消弭北平潜在的政治势力对中央的挑战 。1928年至1931年间 ， 正因为北平处在各方政治力量的博弈折冲之间 ， 时局动荡不安 ， 北平市政府也更迭频繁 ， 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工作基本上陷入停顿状态 。 1931年4月 ， 胡若愚出任北平市长 ， 表示将努力于文化事业 。 胡氏在任期间 ， 推动成立了北平市市政设计委员会 ， 配合中央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工作 。 然而 ， 胡氏在位仅3个月时间就离职 ， 市政设计委员会随之停止运作 。值得注意的是 ， 在“繁荣北平”方策的讨论和实践中 ， 北平普通市民和地方人士的表现颇为活跃 。 首都南迁后 ， 北平市民和知识分子的地方意识和地方认同日益突出 。 1929年 ， 当内政部长薛笃弼提出将北平建立为“东方文化游览中心” ， 河北省政府公开向市民征集意见时 ， 一位市民向市政府提交了《建设北平意见书》 ， 建议北平利用现有的优势资源 ， 建设为“国故之中心”、“学术美术艺术之中心”、“东方文化表现之中心”以及“观光游览之中心” 。 同年 ， 北平市成立了筹备自治委员会 ， 负责地方自治事务 ， 后又成立了各自治区公所 。 地方自治团体为地方精英表达自身诉求提供了制度性空间 ， 1930年11月及1931年3月 ， 北平地方自治团体两次提出繁荣北平计划 ， 主要包括“做成文化区”、“做成贵工业区”及“做成有法律之中外住宅区”等三项内容 。 在北平市民和地方人士对北平的定位的设想中 ， “文化”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尽管在各个层面上 ， 将北平建设为“文化中心”或“文化区”的设想与计划层出不穷 ， 但由于这一时期政局的动荡和经费的紧张 ， 这些设想和计划大多停留在纸面上 ， 并未付诸有效的实施 。 1929年7月 ， 《大公报》在“社评”中失望地表示：“方国都南迁之时 ， 党国要人 ， 纷纷以建设新北平为文化中心之说 ， 昭告国人 ， 今时阅一年 ， 北平教育 ， 有退无进 ， 各校当局 ， 左右支绌” ， 在北平政治形势尚不安定的情况下 ， 各种议论只能流为空谈 。 刘半农在写于1929年底的一篇文章中也坦言：自国都南迁一年半以来 ， “我们也时常听见要把北平改造为文化区域或文化都会一类的呼声 。 结果呢 ， 将来亦许很有希望罢 ， 截至现在为止 ， 却不见有什么惊人的成绩” 。 1930年12月中央设立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决议 ， 曾经让舆论和北平地方人士颇为振奋 ， 然而事实上委员会的成绩却乏善可陈 。 1931年 ， “九一八”事变后 ， 伴随着华北局势日趋紧张 ， “繁荣北平”活动逐渐陷入沉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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