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北京如何从帝都变为文化城市?( 二 )
被焚毁前的清漪园文昌阁 , 比阿托摄于1860年10月 。并不是所有共和体制的支持者都抱着如此愉快和乐观的心态 。 在发表于《民权素》第五集上的《颐和园游记》一文中 , 作者一方面肯定了颐和园的对外开放 , 同时也不忘提醒游客这座园林背后沉重的历史:“第不知瞻仰廻顾之余 , 曾念及此我民脂膏骈凑成数之海军捐之遗骸乎?”重要的是 , 颐和园开放所体现的共和价值本身也并不那么牢固:“使贵胄遗老 , 及今而见吾等平民联袂来游 , 不将疾首蹙頞 , 如村妇詈人曰 , 何来囚虏 , 且何福今竟涉足园庭 , 践污宫阙 , 是皆共和之罪也 。 然而吾等之沐浴共和 , 亦只此一端 。 ”共和价值还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拥护 , “贵胄遗老”依然对其抱以仇视的态度 。 更让人担心的是 , 共和体制的建设如果在其他方面毫无成就 , 只是体现在宫苑开放上 , 它的前途未免有些不妙 。 这不啻是对新生的民国一个大胆而辛辣的嘲讽 。《颐和园游记》一文中的“贵胄遗老”并非作者的悬揣 , 事实上 , 林纾就对颐和园向游人售券开放痛心疾首 。 林纾在《游颐和园记》中回忆 , 他曾于二十多年前与寿富、高凤歧等友人游览昆明湖 , 当时颐和园尚未建成 , 当他们行至文昌阁时 , 发现大门紧锁 , 寿富提醒说已经到了禁地 , 不宜前行 , 遂折回 。 如今颐和园“乃售券游人 , 听其登陟 , 使寿富及高凤岐在者 , 其悲慨为何如也” 。 寿富对宫禁制度的严格遵守实际上体现了他对皇权秩序的尊重 , 而这却与民国推崇的平等观念完全相反 。 林纾的“悲慨”中有他对友人的怀念和今昔沧桑的感喟 , 同时也鲜明地流露出他本人的价值立场 。与林纾态度相似的是清末曾任京官的恽毓鼎 。 1912年12月 , 恽毓鼎得知自1913年元旦起 , 长安左右门正式打通辟为道路 , 天坛、先农坛首次对公众开放 , 不禁悲从中来 , 他在诗中写道:“号存社已屋 , 孤寡懵未知 。 古今谋国局 , 百出而愈奇 。 扃街静阊阖 , 车马今交驰 。 对越肃冕裘 , 士女今群嬉 。 过宫麦苗秀 , 陟庭天泪垂 。 ”原先庄严肃穆的宫禁要地如今成为车水马龙士女嬉戏的场所 , 而清室却似浑然不知 , 这在恽毓鼎看来 , 实在是匪夷所思而又愤恨难平的事情 。民国初年宫苑的陆续开放在政治立场各异的人们中间引起了各不相同的反应 , 他们关注的与其说是宫苑本身 , 不如说是它背后的政治象征意义 。 史明正在他研究北京城市的近代化的著作中认为 , 宫苑的开放和宫禁要地街道的铺设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 它们意味着对帝京以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为基础的空间概念作出了新的诠释 , 这些地位不再为少数特权人物所垄断 , 从而为“公众参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公共空间” , 这标志着北京作为“市民城市”的诞生 。 史明正的估计不免过高 , 宫苑开放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实际社会效果 。 事实上 , 民国最初十年 , 严格意义上的公园只有中央公园一座 , 天坛公园自1918开放后 , 管理不善 , 屡遭驻军侵扰 , 较早开放的先农坛公园因僻在城南 , 游人较少 , 北海虽自1916年起就有改为公园之议 , 但因政局动荡 , 拖延至1925年8月才正式开放 。 颐和园自1914年对外开放后 , 能够游园的只是少数名流和外国人士 。 中南海作为民国政府所在地 , 则只在国庆等节日偶尔开放 。事实上 , 经历了民国初年短暂的新兴气象之后 , 部分宫苑(特别是三海)迟迟不能正式对外开放招致了强烈的批评 , 公众最初的兴奋转而变为失落和愤怒 。 1913年3月 , 袁世凯的总统府迁入中南海 , 北海则由其护卫部队拱卫军进驻 。 袁世凯还在北海和中南海之间的金鳌玉蝀桥南筑墙 , 防止行人窥视中南海总统办公区域 。 这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中南海的“宫禁”属性 , 因而备受非议 。 一位署名寄蜉的作者一面肯定金鳌玉蝀桥辟为道路 , 方便来往交通 , 同时又对桥南筑墙 , 使得游人“不得一览中海胜景”表示不满 。 他还对民国政府占据三海的行为从整体上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三海之历辽、金、元、明、清五代之久 , 尽工匠之巧思 , 糜人民之膏血 , 始克集其大成 , 蔚成胜境 , 为京门诸名胜之冠 。 民国继承前清而有之 , 当然辟为游园 , 公诸民众 , 乃竟为官府之所把持 , 普通人民仍不得自由瞻览 。 偶然开放 , 犹必重价购票 。 呜呼!既称民国 , 乃有禁地 , 是并开明君主国之不若矣!即此一端 , 共和云乎哉?民主云乎哉?”
隆冬时节穿过右安门的驼队 。1924年11月 ,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 , 民国政府随即从中南海迁至铁狮子胡同 。 1925年8月 , 北海正式开放为公园 , 但中南海仍旧禁止游人进入 , 金鳌玉蝀桥南的长墙也没有拆去 。 林语堂为此撰文 , 呼吁开放三海 , 归还国民 , 认为“民国官僚办事处不应再有宫禁重重的景象 , 以继续帝制的遗风” 。 直到1928年 , 这道长墙才被拆除 , 1929年5月 , 中南海正式开放为公园 。在寄蜉和林语堂看来 , 宫苑开放的程度是检验共和政体之成色的标尺 , 民国政府交出的答卷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 对于那些支持共和体制的人们来说 , 宫苑强烈的政治意义 , 并没有随着帝制的终结而消失 , 只是内涵发生了转变 , 从皇权的象征转而成为想象平等这一新的政治价值的载体 。 之所以说是想象 , 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市民 , 都能从宫苑开放中受益 , 能够共享宫苑这一空间的平等的、均质化的国民 , 其实并不存在 。 宫苑开放为公园之后 , 由于门票的限制 , 下层贫民仍被排除在外 , 北海公园和中央公园成为上流人士社交和休闲的场所 , 反而行使了阶级区隔的功能 。 消灭了以皇权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后 , 现代公园又体现了新的不平等 , 这大概是共和体制的支持者始料未及的吧 。历代帝王兴建宫苑 , 都有宣示皇权的用意 , 即所谓“非令壮丽 , 无以重威”(《汉书·高帝纪》) , 但统治者又需要顾虑到儒家提倡的简朴的道德观 , 不宜过分奢华 。 特别是前朝因大兴土木而导致国力穷困乃至灭亡的历史经验 , 往往被新朝引以为戒 。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 , 康熙皇帝在给大学士的谕旨中说:“明朝费用甚奢 , 兴作亦广 , 一日之费 , 可抵今一年之用” , 而清朝则屏除了这种弊病 , 崇尚简朴 。 就宫殿之修建而言 , 清朝紫禁城大体沿袭明朝之旧 , 未曾大事扩张 , 然而清朝君主却在北京西郊大力兴建皇家苑囿 , 规模远远超过前代 , 圆明园更是达到了皇家园林的顶峰 。 咸丰十年(1860年)圆明园被毁后 , 清政府开始翻修三海 。 光绪十四年(1888年) , 在清漪园的基础上建造了颐和园 。 许多人认为 , 晚清政府大肆兴修宫苑的活动 , 与朝政的衰败以及清朝最终的覆亡有着密切的关系 。 特别是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 , 更是被指认为导致北洋海军未能发展从而在甲午海战中败北的主因 。 在后人记述西苑和颐和园——特别是颐和园——的文字中 , 宫苑本身作为清廷失道的证据受到了严峻的道德审视 。尽管取代清朝的并不是另一个朝代 , 而是以共和为国体的中华民国 , 但道德批判的有效性并未失去 , 清朝覆亡的道德教训具有普遍性 , 可以扩展到超越“一姓一家”的“国家”之上 。 陈衍借此对新生的民国提出了忠告 。 民国必须遵循爱惜民力的道德准则 , 否则同样难逃败亡的自然命运 。 与陈衍的看法类似 , 姚永概也认为清朝的教训值得民国记取 , 只是态度更温和一些 。 他批评颐和园的建造者“因袭旧业 , 不知祸剥及肤 , 经营一己便安之计 , 宜其殆哉” , 虽然国体已经变更 , 但“邻犹是邻也 , 民犹是民也 , 财犹是财也 , 后来之视今 , 无异今日之视昔” 。也许是颐和园负载的历史记忆过于沉重 , 道德批判的视角也影响到了对颐和园园林建筑风格的评价 。 1911年 , 商务印书馆编辑陆费逵曾由外务部苏拉引导游览颐和园 , 他对颐和园的印象是:“此园背山面湖 , 天然景致 , 固极优美 , 然人工之劣 , 适与成反比例 。 房屋概类庙宇 , 画栋雕梁 , 皆极粗率 。 ”他进一步追问 , 为何挪用巨额海军经费而所成仅此:“甲申甲午之间 , 海军经费 , 用于此园者 , 闻有九千万之巨 。 睹其工程 , 曾不值二百万 , 且毫无可以流连之处 , 洵异事也 。 ”陈衍游览颐和园时 , 也有类似的感叹:“湖上宫殿排列结构如印板 , 千步廊最胜 。 然去湖稍远 , 不受湖光 。 又夹持以容色惨瘁之桧柏 , 使人不怡 。 后[按:指慈禧]前后截流海军费八千万金 , 府海内怨 , 所经营廑若此 。 ”显然 , 对颐和园俗劣的建筑风格的批判 , 矛头真正指向的却是清廷的腐败 。 对此 , 林纾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 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负责建园工程的是李莲英崔玉贵等太监的缘故, 康熙乾隆年间兴建的畅春园和圆明园 , 格局设计多出自文人的谋划 , 而颐和园的规划却出自太监之手 , 艺术水平自然远远不逮 。颐和园景致全在天然山水 , 凡人工修建之殿阁大都俗艳粗陋 , 这是当时许多文人的共同看法 。 1917年 , 南社文人姚光游览颐和园 , 亦称其“天然之位置固佳 , 而重叠堆砌 , 全无匠心” , 并云“清政之不纲 , 即此园囿见之矣”, 美学评价依然不脱道德批判的色彩 。 与他同游颐和园的高燮意见稍有不同:“大抵斯园之胜 , 在倚山临水 。 昆明一湖 , 以白石为栏 , 高阁长廊 , 备极富丽 。 帝皇之力 , 无不能为 。 然此种工程 , 其布置者非皆胸有丘壑之人 , 故所费虽多 , 未见精意 。 论者比之临春结绮 , 或比诸阿房建章 , 不知果如何 。 以余度之 , 南朝天子 , 本极风流 。 若必绮春 , 当逊其雅 。 汉武秦皇 , 雄才无敌 。 若比阿建 , 当逊其豪 。 清政不纲 , 固自有在 , 若但以此园林娱乐之观 , 谓遽足以亡国 , 殆不然也 。 ”高燮对颐和园建筑的富丽风格亦持批评态度 , 但他并不愿从中直接推导出对清朝的道德批判 。 临春结绮 , 阿旁建章 , 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宫殿 , 常被视作帝王大兴土木穷奢极欲的象征 , 本身即含有某种负面的道德意味 , 高燮却能对其雅致豪放表示欣赏 。 这种有意将美学评价和道德批判相剥离的态度颇为耐人寻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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