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中国留学生“鄙视链”( 二 )
陈寅恪祖父陈宝箴与诸孙、曾孙合影吴宓的女公子吴学昭曾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写道:“听父亲说 , 昔年在哈佛 , 志同道合 , 情趣相投 , 往来密切的同窗好友 , 除了寅恪、锡予伯父 , 梅光迪和俞大维先生 , 还有张鑫海、楼光来和顾泰来等君 。 ……父亲说 , 诸君多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 , 对西方文化也相当了解 , 在对待祖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 , 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的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破旧立新 , 而主张昌明国粹 , 融化新知 , 重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 , 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改进 。 又说当时在哈佛习文学诸君 , 学深而品粹者 , 均莫不痛恨胡、陈 。 ” 如此情怀 , 亦可理解 , 受白璧德影响而对中国文化传统深怀敬意与温情 , 试图昌明国粹 , 融化新知 , 而远在大洋彼岸的故国却已然陷溺在欧风美雨对传统的摧折之中 , 支撑中国文明的儒家传统摇摇欲坠 , 近乎两头不到岸的孤舟游魂 。这种悲情意识与文化托命的自我认同形成了一种强固的心灵结构 , 既有共同的敌人 , 又有彼此抱团 取暖的知己 , 并且有来自白璧德等哈佛名师的加持 , 也就不难理解吴宓此时此刻的心志。有趣的是 , 这明明是一个抱团取暖的留学生群体 , 吴宓却常常强调自身不肯为主义或流派所规定的自由心志 , 这也恰恰说明了吴宓极其矛盾的心态 。吴宓在留学哈佛日记中曾写道:吾自抱定宗旨 , 无论何人 , 皆可与周旋共事 , 然吾决不能为一党派一潮流所溺附、所牵绊 。若论精神理想一方 , 吾自笃信天人定论、学道一贯之义 , 而后兼蓄并收 , 旁征博览 , 执中权衡 , 合覆分核 , 而决不为一学派、一教宗、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庶几学能得其真理 , 撷其菁华 , 而为致用 。吾年来受学于巴师 , 读西国名贤之书 , 又与陈、梅诸君追从请益 , 乃于学问稍窥门径 , 方知中西古今 , 皆可一贯 。 天理人情 , 更无异样也 。 此“无所附丽”之又一解也 。 总之 , 吾但求心之安 , 逃于忧患 。 凡此种种 , 皆暂不弃世而图自救之术耳 。其时的吴宓 , 面临着严峻的精神危机 , 曾试图到查尔斯河自绝于世 , 对自我严苛的要求 , 近似于一种道德圣徒的境地 , 同时对自我学术上也有极为崇高的期许 , 而日常生活中的吴宓却常常被世俗琐事甚至隐蔽的情欲所牵绊, 读其日记感觉他每天都在疲于奔命 , 成了一个不会拒绝别人的软弱的人, 比如为了婚事常与家人以及未婚妻陈心一的亲人反复通信沟通 , 比如接待从各种途径到访波士顿的师友 , 迎来送往 , 参与编辑约稿和哈佛中国学生会的活动等等 , 诸如此类 , 占用了他很多时间与精力 。
吴宓在哈佛的成绩单尤有进者 , 自青年时代起 , 他既得益于与梅光迪、陈寅恪、汤用彤等一流学人的谈史论学 , 开拓了眼界 , 培养了见识 , 可也被笼罩在梅、陈等巨星之下 , 尤其对陈寅恪 , 近乎学术粉丝心态 , 自成一家的学术主体性并未得以确立 ,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03畏友陈寅恪、汤用彤的批评或许正因为此 , 畏友陈寅恪或汤用彤在哈佛同学时对吴宓的批评 , 每每让其既警 醒 , 又萦怀耿耿而欲自辩护 。陈寅恪言及婚姻与人生之关系事 , 取豁达自然通透之态度 ,而每批评吴宓之泥足深陷难以自拔之作茧自缚 , 而对于学术自由与人格独立之关系 , 陈更是有着清醒的认知 , 没有吴宓身上那一种夹缠不清的书呆子气 。1919年6月3日 , 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陈寅恪的话:学德不如人 , 此实吾之大耻 。 娶妻不如人 , 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 , 小之又小者耳 。 轻描淡写 , 得便了之可也 。 不志于学志之大 , 而竞竞惟求得美妻 , 是谓愚谬 。 今之留学生 , 其立言行事 , 皆动失其平者也 。这可能是针对留学生群体习染欧风美雨 , 倡导恋爱神圣之说 , 每每单方面撕毁与故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预定之婚约 , 而欲在女留学生中选择新式女子之风气 。而对于经济独立与学术自由之关系 , 陈寅恪也有深刻的论断 。吴宓在1919年9月8日的日记里记载陈寅恪的言说:我侪虽事学问 , 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 , 道德尤不济饥寒 。 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 , 另求谋生之地 。 经商最妙 。 Honest means of living 。 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 , 决不能用我所学 , 只能随人敷衍 , 自侪于高等流氓 , 误己误人 , 问心不安 。 至若弄权窃柄 , 敛财称兵 , 或妄倡邪说 , 徒言破坏 , 煽惑众志 , 教猱升木 , 卒至颠危宗社 , 贻害邦家 , 是更有人心者所不忍为矣 。学问不足以谋生 , 而经济独立才是人格独立的前提之一, 这论断放在当今中国之学界 , 也同样适用 。无独有偶 , 同居一室的学友汤用彤对吴宓也偶有严苛之批评 , 给吴宓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 尤其是对吴宓热衷交际荒疏学问的指控 , 让吴宓久久难以释怀 。吴宓其实并无长袖善舞之潜质 , 却又跃跃欲试于交际场合 , 真是有点用非所长 。 据吴宓日记(1919年12月29日) , 他自辩为欲借此一改中国读书人固有的书呆子气 , 却得不偿失 , 反而为友人所讥笑 , 以为他热衷于俗务倾心于应酬 , 就此而言 , 或许才能理解吴宓以读书来自我救赎获取内心安宁的“读书教”之所由来 。读书写日记就成了吴宓的一种具有宗教仪式感的行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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