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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和鱼怎样改变了我们的历史？( 二 )


而在南方 ， 由于其地理气候等优势 ， 渔猎也相对容易一些 。我国南方的地形尤其是长江中下游 ， 多水多泽 ， 一向有“江南水乡”之称 ， 鱼类资源因此也就更丰富些 。南方气候温暖湿润 ， 有利于鱼儿生长的同时 ， 没有了北方的严寒冰雪 ， 也方便了当地居民全年的渔猎活动 ， 保障了当地居民的全年肉食供给 。而养猪要求有相对固定的居所进行圈养 ， 也要有比较充足的饲料 ， 与当时获取更为容易的鱼虾相比 ， 通过养猪来获取肉食的方式自然会受到冷落 。
由于以上种种 ， 形成了北方以猪为主、南方以鱼为主的肉食格局 。而这种格局也导致中国南北方文化产生了很大的不同 ， 比如在中国的传统菜系中 ， 形成了北方以煮肉为强、南方以烹鱼为精的特色 ， 而更深层次的是 ， 其对古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也是出乎意料的 。
猪和鱼孕育了不同的文明
前文说到 ， 猪需要有相对固定的地点进行圈养 ， 还需要有大量的以谷物为主的饲料进行饲养 ， 就像汉字“家” ， 有房子 ， 里面还要有猪 。而在原始社会以至于之后很长的古代社会 ， 人们的生活是由不固定逐步走向固定的；在食物的获取上 ， 由于技术的落后以及劳动力的不足 ， 很长时期内 ， 人们获取的谷物连自己的肚子都不能满足 ， 更不要说饲养动物了！
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 ， 人们逐渐住进房子 ， 从采果实走向种植物 。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 ， 农作物有了剩余 ， 这就为养猪提供了食物准备 。而养猪的成功也极大地改善了古代居民的生活质量 。
|猪和鱼怎样改变了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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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养猪这种获取肉食方式的长久实行 ， 古代先民们也是做了很多努力 。其中 ， 建立有效的中央集权和完整的国家体制 ， 跟养猪需要稳定居住的条件不无关系 。
前文提到 ， 养猪需要有稳定的居所和富余的农业收获 。而稳定的居住环境和农业生产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来守护：面对大自然的侵袭时 ，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组织人力物力抵抗自然灾害；在面对社会问题时 ， 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保证境内居民的居住安全和生产安全 ， 不受歹人和外人骚扰 ， 避免战争带来的混乱 。
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 ， 在养猪比较普遍的古代中国的北方 ， 中央集权政治比较发达 ， 也相应带动了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 ， 所以造成中国古代前期黄河流域的政治要发达于南方的局面 。
而在以捕鱼为主的南方 ， 却在很长时间内基本没有建立强有力的政权 ， 例如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 ， 从墓葬可以看出 ， 成年死者大多埋葬于公共氏族墓地 ， 没有明显的阶级等级 ， 随葬品也很少 ， 不成规模 ， 遗址的遗存也明显落后于比其稍早一点的北方的龙山文化 。与以大溪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相比 ， 龙山文化已经有了政权组织形式的初级模型 ， 有了管理者和管理机构 ， 最明显的是有了贫富分化 。龙山文化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比大溪文化要发达 。
总体来说 ， “原始社会的北方比南方更进步” ， 这个观点从考古学家的发现来观察 ， 不难得到证明 ， 但是我们怎么能进一步肯定 ， 这与养猪有关系呢？可有史实来支撑这个“养猪推动文明进步”的观点呢？这当然是有的 。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对比就可以证明 ， 养猪与政权的兴盛还真的有关系 。
养猪与不养猪的区别
距今5000年至4000年的良渚文化 ， 位于今天的杭州余杭区 ， 属于南方的文化 。其让人赞叹的除了玉器以外 ， 家猪饲养也成为大家感到惊奇的地方 。在良渚文化遗址中 ， 家猪骨骼在出土的动物骨骼中突然占据多数 ， 显示出家猪饲养在这个时期成为获取肉食的主要方式 。
不过在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位于今天上海马桥一带）的遗址里 ， 考古学家发现 ， 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马桥文化时期不但猪骨、玉器并未发现 ， 而且其他的出土文物也远不如良渚文化丰富 。另外 ， 马桥文化原始文字的结构和表意方式 ， 比良渚文字更为简单 ， 出土的文物更多的是带有渔猎的色彩 ， 如打鱼时使用的工具等 。渔猎活动下的马桥文化 ， 社会结构也比良渚文化要简单得多 。从以上种种迹象我们可以看出 ， 马桥文化远不如良渚文化发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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