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罗佩|从“大刑伺候”走向“福尔摩斯”，中国的侦探小说可以这么猎奇！(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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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罗佩|从“大刑伺候”走向“福尔摩斯”，中国的侦探小说可以这么猎奇！】但当时中国的读者从来没读过侦探小说 ， 他们对于犯罪文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包公案等古代公案上 ， 所以为了迁就读者的阅读习惯 ，翻译把福尔摩斯故事按照古代公案故事的体例做了一些修改 。
那么古代公案故事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包公案中的《乌盆记》 。
说是一个叫李浩的商人 ， 晚上回家路上投宿了一个小旅店 ， 被人谋财害命 。 然后 ， 他的骨灰被烧成了一个乌盆 ， 卖给了老汉王某 ， 这个老汉就把它用作尿盆 。晚上老汉要起来解手的时候 ， 这个乌盆忍受不了了 ， 就大声说话 ， 李浩的鬼魂现身 ， 请王某向包大人喊冤 。 后来在包公的帮助之下 ， 商人沉冤得雪 ， 而且抓获了凶犯 ， 用狗头铡处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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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包青天之七侠五义》
从这个故事 ， 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公案小说的几个特点：首先 ， 犯人往往是在故事的开头就出现了 ， 而且大家都比较清楚他整个犯罪的过程 。
其次 ， 在包公案中 ， 包公往往是在故事的中间出场的 ， 他获得线索的方法经常是鬼魂现身 ， 或者器物说话 ， 或者他做了一个梦等等 。 比如他可能会梦到一两句谜语或者一首诗 ， 诗里面就包括了犯人的姓名、所在地 ， 有时候还有他的职业 。 包公所做的工作就是解这首诗 ， 然后抓获凶犯 。 这跟西方侦探小说采访各种证人、收集各种微不足道的证据来寻找凶手是不一样的 。
还有一点不同 ， 西方侦探小说的结尾往往是一群人在一个屋子里面 ， 说完各自的嫌疑后 ， 宣布真相只有一个 。 但是中国公案小说往往还会有一个尾声 ， 其中一定要有个惩罚的过程 ， 按照罪犯不同的身份用狗头铡、虎头铡等等处死 。
这些不同之处 ， 其实反映了中国公案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不同的阅读兴趣：西方侦探小说更强调一种智力上的挑战 ， 所以它会在作品里提供充足的线索 ， 以供书中的侦探和书外的读者同时公平竞赛 ， 猜出谁是凶手 。
而中国公案小说并不是很在乎犯人的身份 ， 他们更加在乎是不是能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 或者官员能不能秉公执法等等 ， 是一种民间朴素的因果报应的思想 。
我们来看梁启超的《时务报》上刊登的这些小说 。 举一个例子 ， 这篇 A Case of Identity， 今天一般被翻译成《身份案》 。 但当时的翻译是什么呢？ 叫作《继父诳女破案》 ， “诳”是欺骗的意思 。
我们从标题就可以看出 ，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继父跟他女儿之间的财产纠纷 。 以今天的角度来看 ， 标题就已经剧透了 ， 但是当时熟读包公案的中国读者 ， 他们反而不会那么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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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二进中国
晚清时期 ， 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非常流行 ， 有学者统计过 ， 那个时候大概翻译了有一千余部西方小说 ， 一半以上都是侦探小说 ， 比较流行的有福尔摩斯、亚森·罗平等等 ， 主要是以古典的侦探小说为主 。
为什么晚清的读者喜欢读呢？有的读者可能是被里面的新奇感所吸引 。 比如我们印象中的福尔摩斯去哪里可能都是坐马车 ， 但如果你仔细读的话 ， 会发现其实有些案子他是坐地铁去的——因为一八九几年的时候伦敦就已经有地铁了 。 还有 ， 福尔摩斯在采访证人的时候 ， 有的证人在读《泰晤士报》 ， 有的证人旁边有天文望远镜 ， 都是一些当时比较新鲜的事物 。 而法国的侦探小说里 ， 还有化妆舞会的描写 ， 晚清的读者看到这些 ， 自然觉得十分新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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