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专题 | 落户新政影响下，未来哪些地域与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会更受欢迎( 三 )
从2019年常住人口的相对增速来看 ， 仅郑州、成都、长沙、西安人才政策收效显著 ， 其余城市均反响平平 。 结合不同城市常住户籍人口比的差异交叉分析 ， 各城市人才政策所收效果可分为四类：
成都、西安、长沙、郑州4城户籍人口增长带动总人口快增 ， 人才政策成果显著 。 这一类城市人口以户籍人口为主 ， 人才政策所招引来的新增人口对城市总人口增长效用明显 。 同时 ， 4城均为中西部核心城市 ， 较高的区域首位度使得其留人能力非凡 。 “招得来”且“留得下”使得人才政策在这一类城市施政效果非凡 ， 切实的推动了人口体量与质量的快速提升 。
沿海核心城市人口增长显著 ， 但人才政策干系不大 ， 多因城市自身发达缘故 。 以粤港澳城市群城市及厦门、宁波为主的这一类城市2019年常住人口同比增长显著 ， 但考虑到其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极低 ， 因此人才政策所带来的新增落户人口对城市整体人口增长的贡献不大 。 这一类城市更多的是由于经济、产业发达而产生的自发吸引力 ， 从而吸引大量常住非户籍人口前来就业 。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珠海 ， 在近4成常住人口为非户籍人口的情况下 ， 2019年珠海常住人口同比增长7% ， 在这一情况下人才政策对城市总人口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 。
北京、天津、东莞“大城难留” ， 人口基数巨大人才政策收效存在瓶颈 。 这一类城市自身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极小 ， 如东莞城市总人口中仅半数为户籍人口 ， 城市人口基数巨大且流动人口占比较高导致“大城市留不下” ， 人才政策收效存在瓶颈 。 一方面巨大的总人口总量使得占比较少的人才群体难以在大城获得与在中小城市对等的政策优惠 ， 缺乏性价比；另一方面极低的户籍人口比重使得人才政策对拉动城市人口增长较为乏力 。 较为典型的是2019年天津虽户籍人口大增27万人 ， 但常住人口仅增长2万人 。
部分二线及多数三线城市新增常住人口相对较少且基础人口以户籍人口为主 ， 人才政策收效平平 。 这一类城市自身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 ， 落户新政作用下户籍人口的上涨并未显著带动常住人口增长 ， 同比增速相对较低 。 即这一类城市虽通过人才政策成功引入一定量新增人口落户 ， 但并未尽数转化为有效居住、就业人口 。 其中较为突出的当属芜湖、洛阳、汕头、南通4城 ， 其常住人口均低于户籍人口 ， 且常住人口同比增速均在1%以内 ， 人才政策收效甚浅 。
02
落户新政面临“落地难”与“留人难” ，
稳步推进“人-地-钱”等要素流动
（本节有删减）
2020年初 ， 各地再次迎来了落户新政发布的高潮期 ， 主要源于新冠疫情来袭 ， 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均面临残酷考验 ， 房地产作为整个经济的压舱石 ， 重要性日益凸显 ， 各地政府以落户新政代替调控放松 ， 一方面规避了诸如驻马店、广州、济南、海宁、青岛等多个城市 “宽松政策一日游”的风险 ， 另一方面 ， 也有助于优化本地人才结构 ， 提升本地人口素质 。 同时 ， 这也是我国人口发展规划 ， 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 究竟当前落户新政面临着哪些问题 ， 未来还将有哪些利好政策落地辅助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逐步实现呢？
（一）落户新政面临“落地难”与“留人难”双重困境 ， 仍有待进一步完善（略）
（二）从“抢人”到确立“人-地-钱”等要素流动 ， 加速户籍、土地制度改革（本节有删减）
事实上 ， 此前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涉及的目标、要求 ， 是息息相关的 ， 城镇化的外在表现是城镇规模的扩张 ， 但其实质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也就是人的城镇化 ， 只有实现了“人的城镇化” ， 才能放开“捆绑”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绳索,让城镇化带动经济增长的潜力释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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