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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扑网时代担当·现代立场·悲悯情怀 ——陈涌泉现代戏创作的三个关键词( 五 )


陈涌泉的悲悯情怀总是指向剧中的普通人、小人物 。 阿Q和孔乙己都是受侮辱、受压迫的底层民众 ， 朱安就像鲁迅高山下的一棵草芥、高墙下的一只蜗牛 ， 张明堂就是千万农村党支部书记中的普通一员 ， 而替夫还债、一言九鼎的彩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 ， 也是源于其朴素、善良、勤劳的农民本色 。 即使是承载着历史巨变和当代国人精神史的“南水北调三部曲” ， 也是从大处立意、小处着手 ， 集中凸显的 ， 还是普通人的挣扎与坚守 。 悲悯情怀赋予剧作家特有的敏锐气质和超常的洞察力 ， 往往能在常人习以为常的情境中 ， 发现普通人所遭遇的不幸 ， 以及潜藏其中的不合理乃至非人性的一面 。 当我们对那些诸如“农民工乘地铁不肯就坐”之类的“新闻”早已司空见惯的时候 ， 陈涌泉却被深深刺痛了 ， 刺痛他的恐怕不仅是农民工的无助、无奈 ， 更是这些淳朴本分的人们遭遇不公时 ， 整个社会那种熟视无睹的态度 。 因而 ， 他在诗中写下：“兄弟 ， 坐下吧 ， 你已经很累了 ， 身心疲惫；兄弟 ， 坐下吧 ， 你比那些嫌你脏的人干净多了！”〔5〕在戏曲舞台上 ， 把视点聚焦于这群生活在城市边缘、暗区和底层的人们 ， 揭开他们身上的伤疤 ， 点燃他们面对不幸时的灵魂闪光点 。 于是 ， 就有了《都市阳光》的诞生 。 同样 ， 陈涌泉正面展现朱安的形象 ， 也是出于这样的质疑：“人们可以找到一千个回避朱安的说辞、一万个她配不上鲁迅的理由 ， 但无法否认她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 在人格上 ，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 她的人格必须得到尊重 ， 她的尊严谁也无权剥夺 。 ”〔6〕朱安的不幸固然是由时代造成的 ， 而我们今天站在何种立场看待她的不幸 ， 显然更为重要 。 是赞颂、美化、神化她的牺牲 ， 还是剖析、反思、批判造成她牺牲的原因？从悲悯的艺术良知出发 ， 陈涌泉选择了后者 。
悲悯情怀的灌注 ， 使陈涌泉对悲剧情有独钟 。 他最优秀的现代戏 ， 要么像《风雨故园》那样 ， 是王国维最为激赏的那种彻头彻尾的大悲剧 ， 剧中悲剧的发生 ， 既无恶人作祟 ， 也非不可知的命运使然 ， 而完全是剧中人物最理所应当的关系、再正常不过的情境导致的 ， 因而退无可退、逃无可逃；要么像《阿Q与孔乙己》这样 ， 以喜剧手法传达悲剧精神 ， 喜于表而悲于里 ， 喜于形而悲于神；即使像《都市阳光》这样注定要成为一部正剧 ， 也同样充溢着动人的悲剧气息 。 这类作品之所以流泻着强烈的悲剧色彩 ， 是因为它们都聚焦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时代阵痛 ， 揭示大变革的时代带给普通人的精神创伤 ， 以及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面对这阵痛时的精神选择 。 如英国思想家雷蒙·威廉斯所说“最常见的悲剧历史背景是某个重要文化全面崩溃和转型之前的那个时期”〔7〕 ， 德国生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渡阶段是一个悲剧地带”〔8〕 ， 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论述悲剧的 。 旧的观念正在坍塌 ， 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 ， 当追逐梦想的农民工试图含着眼泪向过去挥手告别的时候 ， 却发现前路依旧一片茫然；当朱安眼睁睁看着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 ， 她知道自己这只小蜗牛 ， 再也没有爬到墙头的希望了 。 《阿Q与孔乙己》的情形略有不同 ， 陈涌泉一方面像鲁迅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 不留情面地刻画了阿Q和孔乙己的愚昧与可笑；另一方面 ， 由于这一切都是不合理的时代造成的 ， 所以剧作家又饱含深情地抚慰着他们的创伤 ， 从而使得鲁迅笔下的这些人物 ， 带上了淡淡的契诃夫味道 。
威廉斯和雅斯贝尔斯的话是有道理的 。 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 ， 任何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或转型时期 ， 文艺作品都往往充溢着浓郁的悲剧感 ， 远如“五四” ， 近如新时期之初 ， 而今天的城镇化大潮将要带给普通中国人的冲击同样是空前的 。 正因如此 ， 诸如《风雨故园》《阿Q与孔乙己》《都市阳光》这样的作品 ， 其悲剧意蕴便具有了更广泛的普遍性 。 阿Q、孔乙己形象的典型性 ， 并不是因为出现在那个特定时期才成为经典的 ， 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自画像；高天和朵朵也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独特的遭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 而是每一个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 ， 都能对这样的遭遇感同身受 ， 都能从他们的形象中感知自己的希望与迷茫 。 陈涌泉从鲁迅的作品走进了鲁迅的精神世界 ， 又从鲁迅走近了他身后的那个女人 ， 继而又从这一个女人 ， 走向了那个时期千千万万有着同样遭遇的女人 。 实际上 ， 在新旧碰撞十分激烈的晚清民国时期 ， 曾有过无数像朱安一样的女人 ， 遭受过像朱安一样的不幸 。 得风气之先的男性知识分子迎接刚刚开启的现代化大潮 ， 旧式婚姻赐给他们的原配妻子 ， 在他们眼中只是父母之命的陈旧“礼物” ， 于是也就成了他们打破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牺牲品 。 其中“幸运”如胡适的妻子江冬秀者只是少数 ， 而更多的则是像鲁迅的夫人朱安、郭沫若的原配张琼华那样的不幸 。 所以 ， 《风雨故园》是在写朱安 ， 但又不只是在写朱安一个人 ， 它是为那一代乃至所有遭受不公的女性发出不平之鸣 。 正是这种深刻的普遍性 ， 提升了剧作的思想含量 ， 同时也使剧作具备了超越一时一地的人学价值 。 这一“超越”价值 ， 体现在从更宽广、更深厚的维度来探索人生和人性的无限可能性 ， 源于剧作家冷静的反思、深沉的叩问和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 。 或许从这个角度 ， 我们更能理解陈涌泉现代戏中的悲悯情怀所折射出的文化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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