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年轻人开始报复性存钱
事实是 ， 一个人需要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 对于这波被人热议的“后浪”来说 ， 所有的“清醒”都源于眼前的认识 。 危机戳破了往日用金钱堆砌的泡沫 。 五一前后 ， “报复性消费”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骤然提高 。 但他们决定掉头转向 ， “你们报复性消费吧 ， 我要报复性存钱” 。撰文丨崔一凡编辑丨金赫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1人们普遍说不清楚 ， 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 疫情蔓延的几个月里 ， 一些被戏称为“后浪”的年轻人掉头转向 ， 过上原先被他们不屑的、像爸妈一样的日子 。 我接触了其中的一些 ， 他们把最近几个月的支出截图给我看 ， 一条陡峭的下滑线 ， 无一例外 。一位住在燕郊的女士注销了信用卡 ， 卸载了所有引诱她借钱的APP 。 有人为了省钱 ， 搬到月租400块的十平米小屋 。 不少原先大手大脚的年轻人 ， 卖掉积攒多年的奢侈品 ， 回笼资金 。 疫情影响了一些人的生活 ， 也即将影响另一些人 。 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应激反应 ， 或者物理上的形变问题 ， 就像一块橡皮遇热膨胀 ， 遇冷收缩 。 疫情总会过去 ， 北京的快递小哥又可以上楼送货了 ， 但世界不一定恢复到原来的样貌 。2020年五一 ， 是自2008年取消五一黄金周之后最长的五一假期 。 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 这不过是个拉长版的周末 。 没有前浪们所以为的“去遥远的地方旅行” ， 他们待在家里 ， 做饭、陪陪家人 ， 最多散步 ， 对任何需要花钱买来的快乐 ， 敬而远之 。这波后浪决定投奔另一种生活时 ， 所表现出的决绝让人惊讶 。 为了降低生活成本 ， 一位在苏州工作的摄影师吃了一个月泡面 ， 他以前可是过个生日能花四万多块的主儿；一位月入三万的年轻编剧索性离开北京 ， 回长沙老家生活 。
四月的一个下午 ， 26岁的Ivan打开堆满衣服和包包的衣柜 ， 她一边自言自语回想究竟什么时候买了这么多东西 ， 一边把这些看起来很陌生的衣物一摞摞摆在地上 ， 几只包扑簌簌掉出来 。她撑起一件Play的T恤 ， 衣服有点皱了 ， 但商标还没剪掉 。 “在日本的时候 ， 花一千多买的 ， ”她有点想起来了 ， 拍好照 ， 上传咸鱼 ， 一百五出了 。一只红色的巴黎世家铆钉机车包 ， 买的时候一万多 ， 一次也没背过 。 还有那双Miu Miu的芭蕾单鞋 ， 原价六千多块 ， 穿过两次 ， 不舒服 ， 索性全都卖了 。“现在我唯一的奢侈品就是《动物森友会》 。 ”她笑说 。生活突然刹车之后 ， 难免有些进退失据 。 如果不是疫情 ， Ivan可能会度过一个丰富多彩的2020年 。 首先和男朋友分手 ， 然后是换工作 ， 她觉得现在的工资配不上没日没夜的忙碌 。 或许还能趁着找工作的空档去趟非洲 ， 她一直想看肯尼亚的动物大迁徙 。 但疫情一到 ， 分手的进程被打断了 。 两个人在一起 ， 吃穿用度平摊 ， 能降低生活成本 。几周前 ， 一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朋友失业 ， 她安慰了一下午 ， 回过神来想想自己 ， 好像也没那么安稳 。 五一放假前 ， 她收到领导通知 ， 今年的预算要大幅减少 ， “虽然可能性不大 ， 但如果突然说让我走人 ， 我也不会太惊讶 。 ”Ivan和男朋友租着北京三环的一室一厅 ， 共同生活的还有一只七岁的美短猫 。 离开大学校园4年 ， Ivan没能攒下钱 ， 也从来没想过攒钱 。 她在互联网公司工作 ， 工资不算低 ， 每月挣多少花多少 。 以前 ， 每当爸妈要她节制消费——至少别把钱全花在买衣服上 ， 她不以为然 ， “要不然挣钱干嘛呢？”人生是用来享受的 。疫情期间宅在家里 ， 25岁的安杨和女友的月开支从两万多下降到五千 。 他回想起从前 ， 一个月最多花掉十几万 。 如今疫情逐渐退潮 ， 他却不想再燃起消费的欲望 。 他取消了今年所有的旅行计划 ， 换季了也极少买衣服 。
安杨是编剧 ， 声音温润 ， 聊起之前的消费经历滔滔不绝 。 他们租住在望京 ， 房租每月一万二 。 选择这里 ， 是因为多出一间空房 ， 可以作为单独的储物间 。 几年下来 ， 里面堆满了东西 ， 不少连快递盒都没拆开 。 他拿到咸鱼上卖掉 ， 没拆封的Bose耳机、音箱 ， 直接砍掉一个零出手；从来没吃过的网红零食 ， 一箱箱往朋友家里搬 。三四月份 ， “报复性消费”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骤然提高 。 好像被闷在家里的每个人都饥渴难耐 ， 只待发令枪响 ， 就会撒钱把店铺搬空 。 安杨表现得不以为然 ， “你们报复性消费去吧 ， 我要报复性存钱 。 ”2疯狂消费的确曾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剂 。 他们不断地买包、化妆品 ， 或者是什么能刺激神经的东西 ， “只有包在橱柜里 ， 你又知道你能买得起的时候 ， 才会感到快乐” 。年轻的人们总是擅长事后反省 ， 常用的说法是：“当时太年轻了”、“太蠢了”或者“交了一些狐朋狗友” ， 但实在讲不出事情发生时究竟在想什么 。 “就跟你说话这会儿 ， 我手边桌子上摆了三台苹果电脑 。 ”安杨在电话里说 ， “我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买 ， 好像一出新品自然就买了 ， 但明明我一个人只能用一台 。 ”在北京、上海或者香港 ， 大城市里霓虹灯照得到的地方 ， 每一块耀眼的广告牌都藏着年轻人们遏制不住的消费欲望 。 现代的社会不止生产商品 ， 事实上 ， 它更擅长生产欲望和幻想 。遇到一个陌生人 ， 不少人会先通过衣着评判对方 。 刚工作时 ， 于潇去见一位来自广州的客户 。 两人还没打招呼 ， 客户先走到面前三米处 ， 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一遍 。 她穿一身九百多块的职业套装 ， 配一双高跟鞋 。 客户没做过多表示 ， 之后的合作也很顺畅 。 这意味着在“第一印象”这一栏里 ， 对方给她划上了对勾 。 这件事对她影响很深 ， “穿什么”这件事很重要 。于潇供职的金融公司位于香港中环 ， 香奈儿、卡地亚等一众奢侈品店包围着写字楼 。 几年时间 ， 她从旅行时“舍不得吃当地特色螃蟹”的女孩 ， 变成奢侈品店的常客 。 销售员反复向她推销 ， 从“25岁是女人开始衰老的年龄”聊到“新款护肤品多买多送” 。 最近重温《穿Prada的女王》 ， 她发现里面的每个品牌都认识了 。我问她 ， “为什么这些东西的吸引力这么大？”“每个女人一生都要有一件香奈儿嘛！”她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广告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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