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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届年轻人开始报复性存钱( 二 )

这届年轻人开始报复性存钱
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论述过消费的逻辑：“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 ， 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 。 ”Ivan承认 ， 自己之前的绝大多数消费 ， 都是彻头彻尾的智商税 。 她在日本读大学时 ， 小姐妹们每天在一起聊的话题 ， 基本上离不开当季新款 。“其实我买的已经不是一个包了 ， 买的是社交货币 。 ”她说 。 比如那件巴黎世家的机车包 ， 她从来没觉得好看 ， 大红色的皮面显得人像个爆发户 ， 买来之后一次也没背过 。年轻人迫切地需要证明自己 。 安杨刚刚25岁 ， 是同龄人里最冒尖儿的那一批 。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 ， 他跟过大导演、大编剧 ， 职业生涯的开端十分顺遂 。 2017年 ， 影视行业正红火 ， 他接下一部网剧 ， 一个月赚了24万 。 这是他毕业后挣到的第一笔大钱 ， “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 理所当然地要过上公众号里说的精致生活 。他去了一家著名酒店里的健身房 ， 雇了一位私教 ， 一个月私教费三万 ， 直接买两个月 。 他去高档服装店里挑了几套入眼的西装 ， 让服务员包起来 ， 每套一万多 ， 刷卡结账 ， “当时都没有心疼的” 。“那种意义就是我证明了我自己 ， 我有点爽感 。 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看的爽剧 ， 男主角壁咚一下女主角 ， 观众就爽了 。 ”安杨说 。3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 90后负债率非常高 ， 近三成人以贷还贷——安全感可能是唯一的解释 ， 他们都有为他们生活兜底的家人 。 但疫情之后 ， 事情露出了本来面目 。 这通常会让人感到恐惧 ， 然后是巨大的自责 ， 问问Sean就知道了 。 如果非要用什么词来形容以前的自己 ， Sean觉得 ， 应该是“愚蠢” 。Sean 24岁 ， 朋友们评价他 ， 是个仗义且好面子的山东人——每次吃饭都抢着结账那种 。 去年生日 ， 他邀请了二十个朋友吃饭、唱歌、洗脚 。 大家一起哄 ， 他也有点上头——“我这个人 ， 人一多就挺爱慕虚荣的” 。 一晚上花去四万多 ， 到最后 ， “这个卡刷起来感觉不是自己的一样” 。那时他正跟着台湾老板做奶茶店 ， 光景好的时候 ， 月入两万 ， 在苏州算是不错的收入 。 尽管如此 ， 生日宴之后 ， 他连吃饭的钱也没了 ， 不得不再次向父母伸手要了一万块 。Sean一直觉得 ， 自己是个不喜欢受约束的人 ， 讨厌朝九晚五的生活 。 毕业之后 ， 他做过网店 ， 卖过奶茶 ， 干过服装代理 ， 跌跌撞撞好几年 ， 赔了十多万 。 每次都是斗志昂扬开始 ， 灰头土脸结束 。 当然 ， 试错的成本由家人支付 。“我当时那种心态 ， 说实话 ， 并没有很大的赚钱欲望 。 ”Sean说 。 更重要的是体验人生 ， “现在年轻 ， 得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 其他的都不重要 。 ”他想做服装 ， 立马联系厂家进货；想搞摄影 ， 马上下单摄影器材 ， “想都不想就直接干” 。 他不怎么看银行卡余额 ， 有钱就花 ， 天塌了有爸妈撑着 。但过去几个月 ， 他们撑不住了 。Sean的父亲从事装修行业 ， 去年不慎摔折了胳膊 ， 做手术花了不少钱 ， 妈妈做些小本餐饮生意维持家用 。 疫情开始后 ， 父母的收入被截断 ， 他的摄影工作室也三个月没接到一单 。 第一次 ， 他因为没钱而感到恐慌 。 有天晚上吃饭 ， 一家三口围坐在家里的小桌上 ， 母亲突然开口 ， “得想想办法了 。 ”他抬头看着母亲 ， “再这样下去 ， 我们家连下个月房贷都还不上 。 ”那个月的房贷 ， 最终是靠父亲找亲戚朋友借钱还上的 。 父亲和他一样 ， 要面子 ， 他觉得从那之后 ， 父亲就没有一天开心过 ， 每天抱着酒喝 。 一天晚上 ， 他坐在父亲面前忏悔 ， “我这几年我太后悔了 ， 我太自私了 ， 只想着自己怎么样 ， 根本想不到家里人 。 ”像是酒醉中猛然清醒过来的人 ， 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赚钱 ， 主动找原先的客户约拍 ， 没人回复 。 他索性去当起兼职外卖骑手 ， 一单七八块钱 。 挣得不多 ， 累得不行 ， 但好歹赚了些生活费 。这届年轻人开始报复性存钱
兼职送外卖的Sean和他18块钱一碗的盖饭所有的“清醒”都源于眼前的危机 。 对那些高收入的年轻人来说 ， 危机戳破了往日用金钱堆砌的泡沫 。 因为疫情影响 ， 于潇的收入锐减八成 ， 日常的午餐从海底捞降格成普通港式茶餐厅 ， 几年来第一次买了只2000块包 ， 她已经很久没看过一万块以下的包了 。 她和朋友约定 ， “按住彼此的手 ， 抛弃奢侈品” 。 她甚至强迫自己在家做饭 ， 意外地发现 ， 自己做的饭竟然还挺好吃的 。安杨发现 ， 这个世界正在变化 。 他做外贸的叔叔正在快速收缩止损 ， 朋友的公司举步维艰 ， 而房产中介开始不断催促他买房 。 作为影视从业者 ， 在可预见的未来 ， 影视项目会大量减少 。 影视公司会倾向聘用价格更低廉的编剧 ， 甚至是在校学生 。他的同行们一改往日大手大脚的习惯 ， 突然间“什么也不买了” ， 连外卖也不点 ， 天天在家做饭 。 他们搬到离市中心更远的地方 ， 住便宜房子 。 有位制片人朋友还给自己制定了攒钱计划——每天要储蓄当日花销的十倍——花50块钱点一顿外卖 ， 就要存500块钱进特定的储蓄账户 。2020年春节 ， 安杨的爸妈赶在疫情前来北京陪他一起过年 。 爸妈告诉他 ， 高中同学在长沙当公务员 ， 每天散着步去上班 ， 还有时间去公园里跑步 ， “心里乐滋滋的” 。 虽然赚的不多 ， 但没什么开销 ， 已经攒下两套房的首付 。 安杨看看自己的银行卡余额 ， 在北京漂泊多年 ， 多的时候月入六位数 ， 但如今卡里只有三万 ， 这些年的辛苦换来一副脆弱的颈椎和腰椎 ， 除了所谓的工作经验 ， 其他什么也没有 。“我赚这么多 ， 然后再全部花掉 ， 那我等于没有赚嘛 。 ”几天后 ， 房东打来电话 ， 催他交下个月房租 。 他当即决定离开北京 ， 回长沙生活 。他决定逃脱“拼命工作—拼命消费”的循环 。 “我减少我的欲望 ， 减少我的需求 ， 然后尽可能给自己提供足够强的自我保护的壁垒 。 我把我的护城河筑得足够宽 ， 尽可能减少世界的变化给我带来的影响 ， 这件事情是我现在努力要去做的 。 ”他说 。4事实是 ， 一个人需要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 尽管衣柜里堆满了各种名牌衣服 ， 但Ivan最喜欢穿的是一件没牌子的T恤 ， 大学时参加活动送的 。 T恤早已洗褪了色 ， 袖口和领口破了几个洞 ， 线头乱往外冒 。 她还是喜欢 ， 就拿它当睡衣穿 。疫情开始后的几个月 ， 安杨的信用卡账单断崖式下跌 。 看着干干净净的账单 ， 他突然发现 ， 原来两个人每月只花五千块钱 ， 也能生活得蛮舒服 。 他把信用卡额度砍掉个零 ， 又打了个对折 ， 从十万减到五千 。 等回到长沙之后 ， 准备再降到三千五——考虑到长沙物价低 ， 这是今后每月的消费上限 。 几个月时间里 ， 他从三万存到十万 ， 这是个不大不小的惊喜 。 他带着一种被欺骗感情之后的愤懑跟朋友保证 ， “以后这些资本主义市场的任何一个商家 ， 休想从我兜里骗走一分钱 。 ”当然 ， 变化的不止发生在银行账户里 。他取关了不少号 ， “之前大把消费就是被它们给荼毒了 ， 思想被它们玷污了 。 ”他甚至开始反感“精致生活”这种说法 ， “难道每天买菜做饭就是粗糙吗？生活不就应该是这样吗？”安杨每天上午睡到自然醒 ， 跟大爷大妈一起去买菜 。 清晨的阳光很好 ， 路边有阵阵槐花香味 ， 如果起得够早的话 ， 他会跑跑步锻炼身体 ， 活动一下颈椎 。 在菜市场 ， 他感受到自己正在重新回归生活 ， 发现“猪肉好贵啊！”以前买东西 ， 他从来不会看价格 。 但现在 ， 猪肉“比上次来买贵了三块钱”这种事 ， 也要记在心里的小账本上 。早饭后 ， 他会看会儿书或者美剧 ， 打扫卫生 。 下午的工作时间视情况而定 ， 最长不超过三小时 ， 不然就没人做晚饭了 。 他的厨艺不错 ， 至少自己觉得比之前每周都要去打卡的网红餐厅好吃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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