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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读书》首发 | 王正原：天人与“成神”(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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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来源：《中国青铜器全集》）
第二 ， 从文本中提炼出连贯的“主张” ， 意味着预设单个文本中的意义体系具有连续性 。 这似乎也不符合文本的现实 。 例如 ， 在颜回死时 ， 孔子几声哀号“天丧予 ， 天丧予” ， 又怎能体现出天命之不测与天人之对抗呢？孟子政治主张受挫后 ， 离开齐国时说的丧气话 ， 又怎能被理解为圣人之悲剧呢？普鸣以“天—人”的图式运算 ， 掩盖了古人丰富的人生史与情感 。 而当论者失去对文本之内在韵律的把握时 ， “文本—主张”这一对概念的有效性便会降低 。
第三 ， 从独立文本中提炼出“主张”后 ， 普鸣赋予这些“主张”以背景 ， 来重建天人关系的历史 。 但不少“主张”的背景仍略显匮乏 。 若考察普鸣赋予诸宇宙观主张的背景 ， 我们可以发现 ， 不少宇宙观主张之背景 ， 往往只是先前已存在的某种主张 。 于是 ， 在阅读《成神》的相当一部分篇章时 ， 我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感觉：本应叙述宇宙观与人们整体生活状态的历史 ， 退化为了精神容器内不同思执的碰撞 。 在这里 ， 宇宙观似乎仅是言语、计谋与手段——即使宇宙观启动着祭祀实践——这驱逐了文明、社会中内在的神圣性 。
质言之 ， 文本是由具体的人在一定 “情势”下写就的 ， 而“情势”并不是被后附加在“主张”上的 。 宇宙观“主张”是在不同程度上本于内在的神圣性以生发的 ， 而并非冰冷的说辞 。 在提取“主张”前 ， 论者便应考虑到与文本相关的诸多“情势” ， 真切地体会这些“主张” 。
文本的面向即是一种应被考虑的“情势” 。 不同面向的文本所体现的宇宙观“主张” ， 其内在性程度是不同的 。 例如 ， 虽然哲学文本可以清晰地言明某种宇宙观 ， 但其内在性或许不如祭祀记录文本 ， 因为后者更符合一条原则：当被调查者在某种情形下 ， 感到不得不去做某事时 ， 才构成确实的相关性 。 故而 ， 在选取文本时 ， 应对文本的类别有一定的自觉 。 例如 ， 普鸣选取的战国文本大多是哲学文本 。 但在当时 ， 中山王器铭文与某些西周长铭有可比之处；侯马盟书直接见证了盟誓祭祀；墓葬出土日书、纬书精彩地描绘了当时的祭祀传统与宇宙观——这些材料普鸣均未涉及 。
『读书杂志』《读书》首发 | 王正原：天人与“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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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盟书（来源：《侯马盟书》）
文本可观看性的不同也意味着其内在性的差异 。 例如 ， 甲骨文乃是占卜行为之“忠实”记录 ， 较可能非用于观看传播；青铜器长铭却是被“书写”的 ， 并可被用于“对扬”传颂 。 或许正因如此 ， 我们在晚商甲骨文中可感受到某种“诚实” ， 在西周金文中则更能体会到“修辞”意味 。 由此观之 ， 两种文本中“主张”的内在性孰强孰弱 ， 值得思考 。
我们还可注意文本制作者视角之异 。 例如 ， 普鸣对秦汉官方祭祀系统与宇宙观的复原 ， 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史记》的记述 。 由司马迁观之 ， 在神权统治主张中 ， 传导神力者乃是方士 。 然而 ， 由“官方” 观之 ， 天子或许本是给定的神 ， 方士仅是辅助手段 。 文本有的出于自述 ， 有的出自旁人之手 ， 相互间的修辞和观念差异构成了不同的“视角” ， 其间张力应被仔细考量 。
文本出土于何地 ， 或文本作者出身何处 ， 亦极为重要 。 战国时期 ， 虽然各国间人员的流动异常频繁 ， 但诸子之学仍可分区为论 。 儒、墨出于鲁地 ， 稷下之学盛于齐地 ， 庄子生于宋地 ， 老子生于楚地 ， 普鸣所言“神升派”亦多在楚地 。 西汉时 ， 关中—六国的对峙仍在延续 ， 这可能造就了汉初几任皇帝在自我神化尝试上的退缩 ， 以及官方宇宙观与反对者的持续交锋 。 即使返回青铜时代 ， 以人形青铜器为崇拜核心的三星堆文明 ， 与主要使用动物纹饮食青铜器的商文明 ， 其文化传统与宇宙观明显有所不同 。 不同的文化圈的不同气质与底色 ， 孕育了不同的主张 。 宇宙观的历史不仅是言辞上的争夺 ， 还可是不同文化圈的交互与渗透 。 由此可见 ， 将中国视为浑然之一体 ， 亦是《成神》的不足之一 。 这一方面是西方汉学界的陈见 ， 一方面也与普鸣精神容器式的处理方式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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