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 陈东升：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15)
3.通过建设有效的资本市场提升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效率
有效资本市场是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最佳渠道 。 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释放 。 随着劳动力素质提高、社会公共环境改善 ， 第二次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已经开启 。 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要求更高 ， 人均资本的提升要转化为经济增长 ， 需要依赖外部的制度性建设 ， 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建设 。 如果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低 ， 融资渠道单一 ， 会造成融资成本高 ， 资源难以有效分配 。 日本的例子显示 ， 社会进入长寿时代也会直接影响利率及投资收益率 。 未来如果全球新兴市场都进入长寿时代 ， 全球的资本市场和投资收益也必将进入新的均衡态 。 另一方面养老金资产规模持续增长使得获得高收益的难度增加 。 上述几重作用将挑战中国养老财富的长期投资收益率是否能持续显著超越通货膨胀 ， 实现保值增值 。 因此中国的养老金投资机构需要重视权益资产配置 ， 提升对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水平 。
4.引入长寿经济 ， 创造第三次人口红利
引入长寿经济理念 ， 让老年人“持续”生产和创新 ， 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三次人口红利” ， 需要改变原有的受教育、工作、退休三段式的工业时代用工方式 ， 需要运用新思路创造属于老年人的消费和生产方式 。
传统理论认为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作用主要来自于劳动力短缺 ， 对资源的消耗和阶级固化对创新的阻碍 。 长寿经济下 ， 情况可能变化 。 首先 ， 劳动力短缺可以通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 ， 同时受过良好教育的老龄人口有能力和意愿参与生产 ， 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传统劳动力下降的压力 。 另一方面老年人阅历、经验、学识丰富 ， 可以增加智力要素的供给 。 其次 ， 资源的消耗可以通过发展新兴健康产业减少资源挤占 。 过往老龄化对投资的挤出作用主要来自医疗、护理等环节消耗资源 。 而这些部门是从急症诊疗角度提供产品 ， 造成资源的浪费 ， 甚至阻碍经济的增长 。 在认识到老人带病生存问题后 ， 新的健康产业将以基础医疗和慢病管理为中心 ， 这就减少了资源的挤占 。 最后 ， 创新的阻碍可能会在长寿经济新的组织形态下得到缓解 。 当全球步入长寿时代 ， 在传统经济之外将产生围绕老龄人口的长寿经济 ， 其范畴和结构、组织形态和生产方式都是新的 ， 可视为社会经济的增量 。 在增量经济的影响下 ， 不同年龄层人口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可能缓解 。
在中国老龄人口占比持续提升的背景下 ， 在需求侧 ， 适应老年人需求的创新将在更大程度上拉动经济 ， 比如无人驾驶、智能家居可能成为重要的产业；医养结合社区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要 ， 与之相关的养老产业链也将蓬勃发展 。 在供给侧 ， 如何让老年人也能够“持续”生产 ， 创造属于他们的“第三次人口红利”也值得探索 。 在长寿时代的主题下 ， 长寿经济与科技将可能产生前所未有的生产方式 。 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对初级劳动力进行替代 ， 信息化和互联网化强化智力要素供给 ， 全新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会出现 ， 劳动生产率或将大幅提升 。 全新的生产需要的劳动力素质将不同于传统 ， 对教育部门提出终身教育的需求 ， 并促进劳动力市场在年龄结构上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
5.重塑政府职能 ， 促进长寿时代下的社会公平
在长寿时代 ， 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财富不平等加剧 ， 以及与之伴生的健康不平等问题 。 如何确保低收入者也能保持健康长寿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关键议题 。 日本相对完善的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固然可以借鉴 ， 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日本经济增长迟缓、快速老龄化使公共养老金支出不断上升 ， 给政府造成沉重的财政压力 ， 带来了政府债务风险（张士斌等 ， 2012） 。 我们认为 ， 政府更重要的职能是激发长寿时代的经济活力 ， 促进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财富积累 ， 如提高教育水平、倡导终身学习和职业教育、鼓励企业面向老龄人口创新、允许更灵活的就业形式和用工形式；同时提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 提升卫生服务的效益 ， 满足多层次的医疗健康需求；在全面提高国民在人力资本和财富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再分配 ， 缩小收入差距 ， 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