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鸣琴:北宋“中国”观初探( 五 )


宋人通过提升“中国”文化的内涵来强调本朝“中国”身份的优越性 , 希望以文化、道义上的优势德服列邦 。北宋学者大多认为“中国”对付夷狄的根本方法在于勤修内政 。李觏云:所谓夷夏 , “以德刑政事为差耳 。德勉刑中 , 政修事举 , 虽夷曰夏可也 。反是则谓之夏 , 可乎?愚儒之咤则曰彼夷我夏 , 而不曰内自修 。内自修则德刑政事四者备当 , 而后曰夏胜夷可矣 。”(27)孙觉也主张以“纲纪人伦 , 惠养万物” , “自治为先”以胜夷狄 。(28)程颐更将宋朝超越古今之事归结于“忠厚廉耻”等道德纲纪:“尝观自三代而后 , 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 , 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 。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 , 故能如此 , 盖睿主开基 , 规模自别 。”(29)也就是说 , 在何谓“中国”的问题上 , 北宋学者的“夏夷”族群界线意识依旧不彰显 , 但另一条区隔“夏夷”的边界正被强化 , 即“中国”的文化边界 。
三、超越“夷夏”族群意识:北宋“中国”观之特质
当然 , 春秋以来区分“夷夏”和判定何谓“中国”的主要标准本来就在于文化 。在此 , 我们强调的是宋儒对“中国”文化的升华 , 即:他们将儒家文化价值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宇宙本体原则 。但与此同时也赋予了北宋“中国观”突破种族藩篱的超越性 。“夷夏之辨”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是以“尊王攘夷”为主旨的《春秋》学 , 学者江湄指出北宋道学派《春秋》学高张“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理想 , 欲以“王道”化成天下 , 并不主张彼此人我的“夷夏”对立限隔 。(30)如 , 程颐贬斥“晋假道于鲜虞而遂伐之”的行为是“见利忘义 , 夷狄之道也” 。(31)就种族论 , 则晋为“华”而鲜虞为“夷” 。他并不持“攘夷”之论 , 以为“居其地 , 而亲中国、与盟会者 , 则与之” 。(32)这为宋人的“中国”观念提供了一种理学化的新理论取向 , 也非汉族政权被中原人士所认同打开了缺口 。一百多年后 , 由金入元的学者郝经即利用具有宇宙本体意义的“道” , 这一概念来讨论历代“中国”性问题:
二汉之亡 , 天地无正气 , 天下无全才 , 及于晋氏 , 狙诈取而无君臣 , 谗间行而无父子 , 贼妒骋而夫妇废 , 骨肉逆而兄弟绝 , 致夷狄兵争 , 而汉之遗泽尽矣 , 中国遂亡也 。故礼乐灭于秦 , 而中国亡于晋 。已矣乎!吾民遂不沾三代、二汉之泽矣乎 。虽然 , 天无必与 , 惟善是与;民无必从 , 惟德之从 。中国而既亡矣 , 岂必中国之人而后善治哉?圣人有云 , 夷而进于中国 , 则中国之 。苟有善者 , 与之可也 , 从之可也 , 何有于中国于夷?故苻秦三十年而天下称治 , 元魏数世而四海几平 , 晋能取吴而不能遂守 , 隋能混一而不能再世 。以是知天之所与 , 不在于地而在于人 , 不在于人而在于道 , 不在于道而在于必行力为之而已矣 。(33)
郝经由此认定了元朝作为“中国”政权的合法性 , 他致书南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时说:“今日能用士 , 而能行中国之道 , 则中国之主也 。”(34)称蒙古族帝王忽必烈为“中国”新主 。
北宋拥有“天下之中”的中原 , 在澶渊之盟体制下与辽维持了百余年的平等友好关系 , 其“中国”身份并未受到颠覆性的挑战 , 这或许是北宋学者能在“中国”观和正统论等问题上呈现出一种超越“夷夏”族群意识的原因 。这一形势至南宋发生了变化 。南宋学者正统论中的“夷夏之防”逐渐转严 , 张栻《经世纪年序》直接以“夷狄”的族群身份判定北魏为非正统:“由魏以降 , 南北分裂 , 如元魏、北齐、后周 , 皆夷狄也 , 故统独系于江南 。”(35)至宋末元初 , 郑思肖作《心史·古今正统大论》 , 所传达出来的“攘夷”意识明确且强烈 , 该文认为北魏是夷狄非“中国” , 唐朝只能称为“中国”而不能予之正统:“李唐为晋《载记》凉武昭王李暠七世孙 , 实夷狄之裔” , “特以其并包天下颇久” , “姑列之中国 , 特不可以正统言” 。(36)其中的转变过程究竟呈现出何种状态 , 则需要另文撰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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