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鸣琴：北宋“中国”观初探( 三 )
从张方平到陈师道 ， 我们可以略知北宋正统论的主流倾向 。首先 ， 从“中国”观与正统论的关系来看 ， 张方平认为只要符合“中国”地理和文化要素 ， 该政权就是正统 ， 但在陈师道等人那里“中国”和“正统”是两个概念 。陈师道认为 ， “中国”的地理和文化因素仅仅是评判正统的条件之一 ， 在此之外他又另引入了“天命”和“德功”标准 。欧阳修在《后魏论》中亦提及：魏之兴也 ， “遭衰乱之极 ， 得奋其力 ， 并争乎中国 。又七世至于孝文 ， 而去夷即华 ， 易姓建都 ， 遂定天下之乱 ， 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 。考其渐积之基 ， 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 ， 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 。(11)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以北魏为列国 。也就是说 ， 他们已经认同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 历史上北魏等“夷狄”政权也可以是中原王朝的代表 ， 是“中国” ， 只是他们是否能进为正统 ， 则还需视具体的道德和功业而定 。其次 ， 在“中国”和正统的标准上 ， 北宋学者的“夷夏”族群意识相对淡薄 。无论是“地理、文化”、“居正”、“一统” ， 还是“德功”标准 ， 宋儒是希望能寻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客观规范作为评判“中国”和“正统”的依据 。欧阳修的绝统说是这种意识的集中体现 ， 当北魏和东晋都不能符合预定的标准时则两黜之 ， 此其间不存在种族的限隔 。而张方平、陈师道则承认了北魏政权的正统性 。
然而 ， 北宋的“中国”观与正统论确实因外部政治压力而兴起 ， 由此引发的民族情绪也很激烈 ， 关于这一点 ， 只要看看北宋学者石介所著的《中国论》就知道了 ， 在文中他反复强调应谨守“四夷处四夷 ， 中国处中国 ， 各不相乱”的“夷夏之防” ， 显示了中国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焦虑 。(12)那么 ， 面对现实“夷狄”的压力 ， 北宋学者又是如何来诠释其“中国”身份的内涵的呢？
二、“夷夏”文化界线的重塑：北宋“中国”观之核心
宋代被学者称为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本位文化建设时期 。(13)这种民族本位文化意识可上溯至唐代韩愈“道统论”的提出 ， 他在《原道》一文中对“中国”文化的内容作了一个总结：“其文《诗》、《书》、《易》、《春秋》 ， 其法礼、乐、刑、政 ， 其民士、农、工、贾 ， 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 ， 其服麻丝 ， 其居宫室 ， 其食粟米、果蔬、鱼肉 。”(14)从中可知 ， “中国”文化就是指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价值系统 。韩愈认为这一系统有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传承脉络 ， 即“道统” ， 但孔孟之后“道统”失传 ， 儒学受到佛、道等文化的冲击 。韩愈呼吁排除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 恢复儒学正宗 。宋儒将“道统论”与“尊华夏而贱夷狄”的民族意识相结合 ， 提出了“辟异端”的主张 ， 宋初学者柳开《河东集·送陈昭华序》云：“王者不出 ， 政刑弛焉 ， 则戎狄蛮夷盛而交侵于中国矣 。圣人既没 ， 礼乐弊焉 ， 则杨墨、老佛盛而交乱于大道矣 。”“杨墨、老佛犹戎狄蛮夷也 ， 国治而道不明 ， 杨墨、老佛固侵乱也 。”“吾犹战也 ， 斯有勇焉 ， 先将举其力而毙其杨墨、老佛 。”(15)柳开认为一切与儒家孔孟之学宗旨相悖离的学说 ， 杨(朱)、墨(翟) ， 佛、道等皆为异端 ， 更将它们冠上“文化夷狄”的称号 。石介《中国论》一文中所要隔绝的文化夷狄也是佛、道 ， 他还著有《怪说》 ， 将佛、道目为“中国”坏乱之源：“释、老之为怪也 ， 千有余年矣 ， 中国蠹坏亦千有余年矣 。”(16)
至此可知 ， 所谓的民族本位文化即儒家文化 。宋人的危机意识虽由现实“夷狄”而起 ， 但他们却将这种焦虑情绪和批判矛头指向文化上的“夷狄”——佛、道 。庆历年间前后 ， 儒学复兴运动形成高潮 。宋儒们在儒家立场上立言 ， 抨斥佛、道 。在此过程中 ， “中国”文化的内涵得以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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