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鸣琴:北宋“中国”观初探( 四 )


儒学最大的“敌人”是佛学 。就排佛而言 , 北宋学者大体存在两条进路 , 即朱熹所说:“本朝欧阳公排佛 , 就礼法上论 , 二程就理上论 。”(17)欧阳修主张采用修儒学“礼义之本”的办法 , 从根本上削弱乃至消除佛学思想赖以盛行的文化基础 , 他作《本论》一文云:“礼义者 , 胜佛之本也” , “莫若修其本以胜之” 。(18)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 , 欧阳修提出的具体措施便是革新科举和兴建学校 。与此同时 , 以“先策论而后诗赋”为改革重点的贡举新制也由欧阳修起草并颁布实行 。新制以原来处于末场的“策”试代替了原来处于首场的诗赋考试 , 成为决定考生去留的关键 , 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对儒学经典的关注程度 。二程则把儒学“礼义”的内涵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程颐说:唐初“虽号治平 , 然亦有夷狄之风 , 三纲不正 , 无父子君臣夫妇 , 其原始于太宗也”(19) 。所谓“中国”文化之本的“礼义” , 指的就是三纲五常、仁义礼智等儒家价值体系 。佛教弃绝现世人生 , 自然置仁义礼智 , 三纲五常于不顾 。二程将这些儒家价值系统提到“道”的层面 , 以此排击佛学:
道之外无物 , 物之外无道 , 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 。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 , 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 , 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 , 无所为而非道 , 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 。然则毁人伦、去四大者 , 其分于道也远矣 。故“君子之于天下也 , 无适也 , 无莫也 , 义之与比” 。若有适有莫 , 则于道为有间 , 非天地之全也 。彼释氏之学 , 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 , “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 , 故滞固者入于枯槁 , 疏通者归于肆恣 , 此佛之教所以为隘也 。(20)
二程所说的“道”是具有宇宙本体论意义的“理” 。程颢提出:“有道有理 , 天人一也 , 更不分别 。”(21)他所体认的天理是一个贯通自然与社会的普遍原理 , 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的存在与发展 。二程把人道提高到天道的意义上来论证其普遍性和必然性 , 从而将三纲五常、仁义礼智等儒家意义体系提升为具有本体意义的宇宙法则 。
这一变化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儒者治学离不开对儒家经典的阐释 , 周予同先生按历史线索把经学发展史分为三大流派 , 即“西汉今文学” , “东汉古文学”及“宋学”:
这三派的不同 , 简明些说 , 就是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 , 以六经为孔子的政治之说 , 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 , 其特色为功利的 , 而其流弊为狂妄 。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 , 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 , 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 , 其特色为考证的 , 而其流弊为烦琐 。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 , 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 , 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 , 其特色为玄想的 , 而其流弊为空疏 。(22)
偏重哲学是宋儒在治学方法上与前代不同的特色 , 这也可视为中国文化对佛学的一种回应 。两汉的儒学主要是停留在政治、史学层面 , 存在先天性的哲学贫乏以及思辨不足的理论特点 。反观佛学则思辨严密 , 论议精妙 , 因而在魏晋以降的儒佛对抗中 , 儒学在理论上常处于劣势地位 。宋儒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 , 夺回被佛、道占据了七百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 。二程对宇宙本体论的构思 , 很大程度是受到佛学的刺激和启发 。陈来先生指出 , 宋明理学共有的特性之一便在于:“以不同方式为发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 。”“以不同方式论证了儒家的道德原理具有内在的基础 。”(23)因而 , 所谓纲常伦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之说实肇源于宋学 。至此可知 , 发展至宋代 , “中国”文化内涵被极大地提升 , 儒家文化的典章制度和价值系统被诠释为具有宇宙本体意义的普遍法则 。“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因之被赋予了一种超越性的哲学内涵 。
这种意识反映到国家观念上来 , 便是进一步强化了前代以“礼义”等文化标准来定义“中国”的倾向 。石介以地理及文化差异来定义“中国”与“四夷”的区别:“夫天处乎上 , 地处乎下 ,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 , 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 。四夷外也 , 中国内也 。天地为之乎内外 , 所以限也 。夫中国者 , 君臣所自立也 , 礼乐所自作也 。”(24)刘敞则以礼乐文化作为定义“中国”的唯一标准:“能自藩饰以礼乐者 , 则谓之中国;不能自藩饰以礼乐 , 上慢下暴者 , 则外之中国 。内外之别 , 不在远近 , 而在贤不肖 , 苟贤矣 , 虽居四海 , 谓之中国可也;苟不肖矣 , 虽处河洛 , 谓非中国可也 。”(25)二程也指出:“礼一失则为夷狄 , 再失则为禽兽 。圣人初恐人入于禽兽也 , 故于《春秋》之法极谨严 。中国而用夷狄礼 , 则便夷狄之 。”(26)由上可知 , 文化标准是北宋“中国”观的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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