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传》作者钱锁桥：鲁迅太热，周作人太冷，林语堂两边都不提起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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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林语堂，人们总会想到他在《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中倡导的中国绅士风格与闲适自由的生活方式，比如他写中国人的闲暇时光是睡觉、喝茶和嚼小吃，追求“快快活活地过，舒舒服服地过” 。在今日探访中国的写作者看来，林语堂仍是“珍视小情趣的生活艺术大师” ，是为中国文明做注解的中国文化发言人。而还原到当年，林语堂却是不折不扣的跨文化写作者，他从小上的是教堂学校，大学读的是圣约翰大学，硕士和博士分别毕业于哈佛大学与莱比锡大学，长久穿梭于中西文化之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翻译且发明了“幽默”一词。

幽默是怎么来的？在1924年《晨报》的一篇文章里，林语堂首次提到了“幽默”这个词。他认为，幽默是中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最大一缺憾，中国作家做道学先生太久了，生活十分枯燥无聊，不知道放松消遣，在文学上也不知道运用和欣赏幽默。进入30年代之后，借由《论语》杂志的刊行，以及讽刺作家萧伯纳访华，幽默成为了文坛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在加拿大UBC亚洲系教授雷勤风的著作《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中，他将与林语堂相关的一节称为“TheInventionofHumor” ，中文译为“幽默年” 。

然而，幽默问题远比单纯的好笑、诙谐要为复杂。在1930年代，它不仅仅涉及写作或生活风格，也与一系列严肃的社会、政治与阶级论争紧密相关。林语堂与左翼作家的论争令人尤其印象深刻。林系杂志《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推崇幽默、闲适与性灵，而彼时的左翼作家认为国难当头，人人自危，普通民众根本没有余裕幽默，讲幽默就是在讲优越感，就是有钱有闲人的自卖自夸。这一分歧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在紧迫的时刻，人还应不应当有发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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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的故友鲁迅此时也站在与他向对立的立场上。在私人信件中，鲁迅说，幽默本非中国的东西，而且上海的幽默杂志其实也并不幽默，后来还编出了一则段子以示讽刺，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林语堂也曾用一短篇作品讽刺性地回敬了左翼的一贯做派与阶级对立的简化思维， “他们会的是挂狗领，打领结，唱哈尔滨时调，做欧化散文。陶渊明鸡鸣桑树颠采菊东篱下的生活，据说并非大众的农民的生活，而赤壁赋江上之清风与山中之明月是资本阶级才有的。放屁不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