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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我上青云』2019年女性电影：女性境遇的表达，突破惯常思维了吗

撰稿丨黄依琳
2019年，是“米兔”运动的第三个年头。“家暴”“精神控制”“性侵”等词汇，依然是网络关键词，令人悲愤的故事一再引发社会热议。当然，在沉痛之余，也有令人欣喜的消息：伊藤诗织的民事诉讼案胜诉，美国电影业大亨哈维·韦恩斯坦
（Harvey Weinstein）
被判有罪，女性完成首次太空行走，苏格兰向所有女性免费提供月经用品……
今年，联合国公布妇女节主题是“我是平等一代：实现妇女权利”。观之电影领域，不少佳作体现的平等意识，也在彰显这种理念。
【 『送我上青云』2019年女性电影：女性境遇的表达，突破惯常思维了吗】作为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大众娱乐之一，电影为人类有限的人生体验带来了更广阔的视野，也为那些不被看见的群体困惑提供了发声的契机，女性电影尤为如此。女性电影的概念，包含着一些模糊的指认，它可以是女性电影故事，也可以是女性导演、编剧或者其他主创，或包含女性视角下的男性故事。
在概念的背后，实则有更为宽广的意义，它代表着女性看待世界的方式。它是区别于男性视角的女性电影表达，包含剪辑、构图、配乐、节奏、叙事等在内的各项环节，在触及社会学的意义下，企图影响现实社会的平权疾呼，可以重新建构“性与性别”的讨论空间，让无数在男性电影叙事中被遮蔽的女性情感、困惑、失语等逐渐显形。
『送我上青云』2019年女性电影：女性境遇的表达，突破惯常思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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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届西宁电影节上，海清为国内女演员发声，呼吁行业消除性别歧视。
根据吉娜·戴维斯
（Geena Davis，《末路狂花》饰演者）
媒体性别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全球电影业女性担任监制的比例为19%，编剧为14%，而导演占比只有8%。在全球卖座电影中，女性担任主角的比例不足25%。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到，在电影业中女性工作者的占比失衡，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女性电影的可见度与其掌握的话语权。
发声空间的狭窄，似乎意味着在人们可见的视野范围内，那些已然突出重围的女性电影，有着义不容辞为群体发声的责任与义务。譬如，在今年奥斯卡提名名单中的《小妇人》（Little Women）、《哈丽特》（Harriet?）、《蜂蜜之地》（Honeyland），在戛纳金棕榈大放异彩的《燃烧女子的肖像》（Portrait of a Lady on Fire），位居韩国全年票房第14名的《82年的金智英》，还有由当红明星姚晨主演的国产电影《送我上青云》……
那么，这些女性电影到底完成了什么？仅仅是女性侵害经历的分享与传达，还是为男性及整个社会提供了反思自我的契机？
『送我上青云』2019年女性电影：女性境遇的表达，突破惯常思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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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蕾妮·齐薇格（Renée Zellweger，右）和最佳女配角劳拉·邓恩（?Laura Dern，左）。
?“你好好看着我”：渴望被注视与理解的呐喊
纽约女性主义艺术团体“游击女孩”，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女性必须裸体才进得了大都会美术馆吗？”这句诘问，道出了西方绘画对女性偷窥和观看的权力关系。男性画家对女性裸体的描绘，更多是出自满足于父权社会的男性观看，电影亦复如此。在女性电影中，女性同样是置于被看见的位置，只不过她们并非裸体，而是主动渴望自身的情感、困境、生活被更多男性所体会与理解：看见是对存在的确认，没有被看见便是不存在。
好莱坞商业电影领域的女性电影，因为具有大众娱乐传播效果，实际上是最容易被看见的。这些电影描绘出现代女权运动中的高光时刻，当生活在马里兰州的女黑奴哈丽特·塔布曼
（Harriet Tubman）
历经屈辱，终于为美国废奴运动摇旗呐喊时
（《哈丽特》）
；当新闻女主播梅根·凯利
（Megyn Kelly）
勇敢站出来揭露被新闻总裁罗杰·艾尔斯
（Roger A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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