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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日涵副教授』「日本研究」刘江永：安倍内阁的外交战略及前景( 四 )


四、视东盟为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伙伴
2018年10月 ， 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东京战略2018》草案 。 日本同越南建立起“致力于亚太和平与繁荣的广泛战略伙伴关系” ， 日越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各领域合作快速推进 。 2005年日本在越投资企业约为400家 ， 到2018年增至约1800家 。 日本与菲律宾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 。 2016年 ， 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执政后 ， 日本虽然在联合菲律宾抗衡中国方面难以为继 ， 但日菲仍保持较好的双边关系 。 2017—2022年 ， 日本计划向菲律宾提供价值1万亿日元的基础设施援助 。 此外 ， 日本还向菲海军提供了TC-90教练机 ， 加强日菲安全合作 。 日本与老挝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 ， 于2016年制定了“日老开发合作计划” ， 在国际机场建设等具体项目上凸显“印太战略”设想 。 日本与泰国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 ， 以两国皇室、王室之间的亲密关系为基础 ， 展开政治、经济、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 日本同新加坡早在1997年便签署“致力于21世纪的日新伙伴关系计划” ， 并就南海、朝鲜半岛形势等保持密切沟通 。 此外 ， 日本也与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加强传统合作关系 ， 合作范围涉及政治、安全、海洋、经济、基础设施、教育以及南海和朝鲜半岛问题等各领域 。
总的看 ， 日本持续推进“印太战略”取得一定进展 ， 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 。 一是如何处理同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二是如何协调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关系 。 安倍内阁于2016年提出“印太战略”实有与“一带一路”倡议竞争的意味 。 为减少中方顾虑 ， 日本在2019年将“印太战略”改称为“印太设想” 。 值得注意的是 ， 日本政府尚未加入“一带一路”共建合作 ， 只表示这是“富有潜力的构想” 。 在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竞争中 ， 中资企业在成本、效率等方面优势明显 ， 在工程质量方面也不输给日企 。 因此 ， 安倍在2018年访华时表示 ， 要将日中竞争转向协调 ， 有条件地支持日本民间企业同中方一道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 。 这些条件包括所谓“透明性、开放性、经济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 ， 但不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冠名 。
“积极和平主义”与安倍内阁外交的困境
2013年10月 ， 安倍提出日本要推进“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 。 同年12月 ，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 将“积极和平主义”作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指导理念 。 其基本含义是 ， 日本以本国安全利益为核心 ， 通过国际协调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 该战略将涉及是否严格遵守《日本国宪法》等问题 。 为突破战后日本国内法律制约 ， 安倍内阁于2014年在日本国会强行通过新安保法 ， 意图通过灵活解释宪法 ， 使日本在未受到攻击时可以行使所谓的“集体自卫权” ， 在一定程度上是为配合美军作战铺路 。
在亚太安全方面 ， 安倍内阁突出强调坚决保卫日本的领土、领空、领海 ， 要求驻外使领馆积极利用当地人脉 ， 向国际社会宣传日本保卫领土的立场和主张 。 日本一方面在驻外使领馆网站上用多种语言加强领土主张的宣传 ， 另一方面通过中小学教科书、常设展览馆等多种形式向国民和国际社会宣传日本关于钓鱼岛等领土问题的主张 。 然而 ， 安倍内阁在推行“积极和平主义”的过程中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矛盾与困境 。
一、如何处理日美同盟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安倍对美外交既非追随型 ， 也非自立型 ， 而是诱导型 。 奥巴马执政时期 ， 安倍利用美国重返亚洲 ， 在钓鱼岛问题上竭力促使美国支持日本的立场 。 特朗普执政后 ， 执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 而日本则牵头于2018年底促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生效 ， 并准备等待美国国内政局发生变化后 ， 再诱导美国加入 。 面对美国和朝鲜领导人开始进行接触 ， 安倍则不断诱导美国对朝采取“极限施压” 。 2019年5月特朗普访日时 ， 日方特意安排其与日本“被朝鲜绑架者”的亲属进行会面 ， 要求美国对朝施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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