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机只是证候概念中众多本质属性之一 。它不能代替综合征，更不能排除它 。
中医的根脉传承和时代发展，早已让“方证相对性”成为中医的一大成就，它积淀了几千年的历史，融合了今人的研究努力 。
证与方相对应，“证”包含“病机”，是仲景理论研究的丰碑，是历代临床医家的标准，是中医重要的理论概括，是临床治病的法宝 。
看了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晓霞同志于2015年6月26日在学术与临床版发表的文章《中国中医药报》，作者写了文章《病皆与方相应与方证对应无关》，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
7月22日，张晓霞同志在同一版面发表了《仲景之方 因证而设》(以下简称《方与证间的基础是病机——兼答刘方柏同志》)号文章 。作者看了之后，很佩服他这种广泛征求意见，广泛调查核实的精神，同时也觉得还是有讨论的必要，所以起草了这篇文章 。
方剂到底是“证”还是“病机”的问题，是迄今为止发展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中，除了文字学之外，理论表述、学术特色、临床应用等各个方面的大问题 。作为临床医生，笔者无意对《张文》引用文献的自我解读进行争辩，因为方与证是一个“理”的问题，也是一个“用”的问题 。在此，笔者想从临床实践出发，着重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
“病机”不能代替“证”，更不能排除“证”
众所周知，概念是推理的基础 。那么，“证”和“病机”是怎样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张文》提出“中医历史上使用过的证、症、症及其衍生的证、症、症，以及今天使用的证、症，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可以替换的同义词 。”可惜《张文》每次用这些通假字做论据否定“证明”并展开，往往有偷换概念之嫌 。
笔者认为，中医词汇被规范化、权威化后，必须遵循这个标准 。那么，这个规范的文本是什么呢？是国家制定的《张文》 。
103010中的“证”表述为：“证是疾病性质的反映，表现为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一组相应的脉象症状，可不同程度地揭示疾病的部位、性质、病因病机，为治疗提供依据，指明方向” 。显然，“证”包括“病机” 。
事实上，无论“病机”是疾病的病理机制、发病机制还是触发点，都不能否认“病机”是“证”下的一个概念 。
概念产生于人们对事物本质属性的追求，本质属性是多方面的 。通过综合概括许多方面的本质属性，形成概念 。因此，“病机”只是“证”概念中众多本质属性之一 。它不能代替综合征，更不能排除它 。
“方证相对”的作用和地位不可动摇，已经成为中医的代表 。
任何一门学科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它所使用的概念也会随着人们的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发展 。中医也不例外 。
在仲景方的长期应用中，人们首先固化了“方证对应”的应用模式，进而上升为“辨证论治”的理论概括，并将其确定为中医的重要特征之一 。这是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取得的成果 。
且不论这一成果在文献接受上的准确性如何，“方证相关性”在当今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牢固确立，正因为它已经成为科学研究、临床规范的重点
《中国临床诊疗术语》指出“1911年以前，没有中医提到‘方与证是相对的’” 。其实也不尽然 。早在北宋时期，林逋等人编著的《中国临床诊疗术语》就明确写道：“试图以对方之证治他人，如神之效也 。”1720年，魏理同在《张文》一书中再次记载了该序 。
事实证明，中医的根脉传承和时代发展，成就了“方证相对”的中医千年历史 。
融今人研究心血的一大成果 。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已成为了中医学的表征 。
回归临床现场与古代文献看“方证相对”
让我们回到最简单的临床现场 。
医生每诊一个患者，第一句问的肯定是“哪里不舒服”，以明确主症；“还有哪儿不舒服”，以明确兼症；“不舒服多久了”，以明确是新感还是宿疾 。上述问诊完毕后，方进行初步确认和排除行询问 。
以“不寐”患者为例，在问清“不寐”主症并得知其尚有“虚烦、心悸”的症状后，便可以确定其病机为“肝阴不足、心血亏虚” 。虽然此时已可省去对造成“肝阴不足、心血亏虚”的原因及其病理影响环节的追溯而开出“酸枣仁汤”，但临床诊治决不会到此便开方了事，一定还会问病是如何开始的，以明确病因，并询问口苦与否、腹胀与否、心烦是否伴欲呕以及饮食二便情况等，然后结合望诊、闻诊以及切诊所收集到的信息再行开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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