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通过四诊对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病势等进行全面审视判断，并排除了治心肾阴虚的天王补心丹、治心脾亏虚的归脾汤和治痰热上扰的温胆汤等证后，一个“肝阴不足、心血亏虚”的不寐证方能成立 。显然，这时开出的“酸枣仁汤”所针对的是阴血不足证，而最初确定的“肝阴不足、心血亏虚”病机辨析，是包含在这个“证”里边的 。
《张文》反复强调，《伤寒杂病论》原书“证”与“方”是分开编排的，是药王孙思邈首先采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才使每方皆紧随条文所述证候之后编排 。言外之意是，若非孙氏作此移动，方证相对便无从说起 。
事实上，随即出方和在另卷中去找这个方是一回事，它丝毫不影响“某某证后某某方主之”的本意，孙氏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一种便于检用的编排方式改良 。
再看《张文》所引徐灵胎之论：“感寒而身热，其腹亦因寒而痛，此相合者也 。如身热为寒，其腹痛又为伤食，则各别者也 。又必审其食为何食，则以何方消之 。其立方之法，必切中二者之病源而后定方，则一药而两病俱安矣 。若不问本病之何因，及兼病之何因，而徒某病以某方治之，其偶中者，则投之或愈，再以治他人，则不但不愈而反增病，必自疑曰何以治彼效而治此不效？并前此之何以愈？亦不知之 。”
笔者不明白《张文》大段引用该段的意思，但它却恰恰可作为临证时必须“方证相对”的论据 。
徐氏举了一个“病同因别”的病证，即外感寒邪后，在身热的同时又见到腹痛的患者，则须鉴别其腹痛是外感内犯所致，还是在外感寒邪的同时，又兼有伤食——若系伤食，则又当进一步辨其所伤为何食，方可选药以治 。这是一个须对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病势全面审视后才能得出的结论——如果是感寒发热同时又伤食而致腹痛，则对应其证可用大青龙汤合保和丸，而这个“证”和所用之方，则涵盖了对病机的针对，同时，又不仅仅只针对病机 。
只有已包含病机的“证”，才是方所对应的
《张文》一再强调，方所对应的只能是“病机” 。那么，“病机”是什么？
众所周知，“病机”是疾病变化之机理，通常以“发病机理”“病理机制”加以表述 。即使将《张文》所提出的“疾病的关键点和扳机点”融入病机这个概念内，也是可以的 。
然而，《张文》却将“发病机理”“病理机制”等剔去，只以“疾病的关键点和扳机点”为病机——倘真如此的话，所有的“方”势必都只能以各自的“关键点和扳机点”而存在，这便又不符合临床实际了 。
事实上，大量的“病”和“方”之间，并没有什么一扳就灵的“扳机点”，如多脏腑功多功能损伤的疾病，或同时罹患多种疾病的患者，以及经年累月的顽证和虚劳损伤性疾病等，都只能辨准其证后，斟酌消息以调治，不然仲景怎么会出药达21味、需连续服用100丸的薯蓣丸之类的方呢？
当然，一扳就灵的“扳机点”可愈之病临床并非没有，如笔者曾用一剂血府逐瘀汤即令大便自遗而全然不知的患者痊愈，一剂硫黄配小青龙汤即令剧烈哮喘之证平复——这样的病例不算少，而我们所探讨的却是“方证相对”这一具有临床普遍意义的原则 。
综上，只有已包含了病机的“证”，才是方所“对应”的，它是仲景学说研究的一座丰碑，是历代医家临证之圭臬，是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概括和临床愈病法宝；而方所针对的仅是“病机”，且这个“病机”还只限于“疾病的关键点与扳机点”之论则值得商榷 。
【“方证相对性”成为中医千百年来的历史厚度】刍荛之言，不知张效霞先生及广大同仁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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