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家山墓地曾侯墓排序新论( 三 )



叶家山墓地曾侯墓排序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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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件簋铭中的“曾”字“田”部中间的竖笔出头,类似写法只见于M111∶85曾侯作父乙大方鼎,二者必为同一位曾侯所作,而后者年代明显偏早,这也说明M111∶62的年代并不晚 。
(8)铜鱼:M111出有大量铜鱼,总数达165件,由于作为棺饰使用的铜鱼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笔者在平时交流中得知多位学者均将其作为M111年代较晚的证据之一 。西周早期的铜鱼在竹园沟M13、辛村M21均有发现,三墓的铜鱼均集中出土,而非均匀地分布于棺或椁的四周 。竹园沟M13年代为成王后期至康王前期,表明铜鱼的出现年代很早,不能用以判断M111的年代 。
(9)“解体”兽面纹鼎:M65∶46(图八,1),过去的讨论中似未予以注意,特单独讨论之 。该鼎沿下所饰的兽面纹呈“解体”状,这种纹饰未见于西周早期偏早的铜器之上,而是西周早期偏晚才开始出现,如周原庄李M9∶14[22] (图八,2)、董家东M11∶40[23] 、曲村M6069∶7[24] (图八,3)、刘台子M6∶27[25] 和大河口M1∶15-1、∶70、∶95[26],这些鼎的腹部均较浅,柱足亦不高,所举墓葬年代均为西周早期偏晚或早中之际 。M111和M28所出兽面纹圆鼎中,均未见装饰此类纹饰者,腹部亦比M65∶46更深,从这一点而言,M65当晚于M111和M28 。

叶家山墓地曾侯墓排序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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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纹饰变化:张昌平先生从铜器纹饰综合变化的角度指出M65铜器上的鸟纹较多,而M1铜器上的鸟纹较少且风格接近殷墟时期,提出“M1可能略早,而M65则明显较晚”[27]。这一细致的观察角度,同样可用以考察三座大墓的早晚 。M111的54件铜容器中,仅有∶118铜尊腹部装饰鸟纹,而且其他墓所出的曾侯犺铜器上也未见以鸟纹作为主体纹饰者;而16件曾侯谏自作器中,有3件方鼎以鸟纹作为主体纹饰,9件曾侯谏作媿器中,有4件铜簋以鸟纹作为主体纹饰,鸟纹增多的趋势明显 。M65中则有∶29卣、∶30尊及∶47曾侯谏方鼎3件铜器以鸟纹作为主体纹饰 。无论M65、M28何者为曾侯谏墓,它们所出鸟纹铜器的数量均多于M111,反而只能说明M111要更早 。
(11)单墓晚商铜器多寡:M111所出铜器中有∶64鼎、∶77鼎、∶84鼎、∶88鼎、∶99鼎、∶109罍、∶112卣等7件晚商铜器,而M28和M65则均未见晚商铜器 。文献记载周克商之后有“分器”的行为,这一点也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周早期的铜器墓中常见为数不少的晚商铜器 。按照常理,周人贵族所拥有的晚商铜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减少,这与M111早于M28、M65是相符的,若M65、M28早于M111,较晚的墓中却有较多的晚商铜器而较早的墓中却一件未见,似有悖于常理 。
铜礼器墓的时代应以年代最晚的铜器来判定,这一认识是进行铜器墓年代判断的通行做法 。对于上述三墓而言,所要细究的关键问题在于目前所认为的若干件年代偏晚的铜器,是否真的不早?诚如张昌平先生指出的那样,“有时我们认为某器不早于某一时期,只是基于该器过去出土不早于某一时期的经验判断,而不是基于其年代特征得出的结论”[28]。上文分析的几种铜器,要么三墓均有出土且形制近同,要么是前所未见的器形,暂不清楚其演变规律和年代学特征,均不能用以判断相关墓葬的早晚 。
(二)根据墓地地形判断 。
学者们均已指出,M1、M65、M2、M28、M27、M111等大墓分布于岗地中部的高处,地势高亢 。雷兴山、张天恩两位先生提出从现有等高线观察,M111位于岗地最高处,反而应该是最早的一代曾侯墓 。这一点遭到了部分学者的反对,认为现有地势并不代表墓地形成时期的地势,笔者认同这一观点的谨慎态度,但同时认为,原有地势可以根据大墓的深度加以复原,这一点在下文将详细讨论 。
(三)根据墓葬规模判断 。
有学者认为M65没有墓道、规模较小、随葬品较少,与M65初封至南土,尚在创业阶段、国力较弱有关,是其年代较早的体现[29],M111带有墓道、规模宏大、随葬品众多,是曾国在南土站稳脚跟、国力强盛之体现,因此M65最早而M111最晚 。但对于三墓墓葬规模和随葬品上的差异,孙岩、韩宇娇则有另外一种解释:孙岩认为“如果铸器和墓葬的丰厚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族的强盛程度,那么我们可以说,曾国在M111和M28墓主两位曾侯的执政期间国力较为强盛,而到M65曾侯时期,国力可能有所下降”;韩宇娇的论据上文已转引,此不赘述 。两种观点的逻辑是相通的,均认为墓葬规模与国力密切相关,但这种相关与时代早晚之间的关系,则见仁见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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