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家山墓地曾侯墓排序新论( 二 ) _茶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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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橄榄形壶：M111和M28各出1件，M27也出有1件。从形制上看，三者几乎完全相同，M111∶116与M27∶3的纹饰也几近全同，M28∶178与M111∶116盖缘及颈部均饰相同的斜角龙纹，只是前者的几组龙纹方向相同且上下没有连珠纹，而后者的龙纹则两两对称。除此之外，M28∶178盖的捉手较M111∶116稍高，前者圈足的外撇程度不如后者，或有学者认为捉手高者早于捉手矮者、圈足外撇程度小者早于外撇程度大者，但年代属西周中期偏早的长囟墓∶012[14] 捉手就较高、横水M1011∶63[15] 圈足外撇程度则更小，这些细微之处仅是个体差异，而并非具有年代学意义的式别差异。因此，叶家山墓地的这三件橄榄形壶应属于同一期段，形制差异极小，无法据以判定相关墓葬的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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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学者根据橄榄形壶过去多见于西周中期墓葬而认为M28、M111晚于M65 。但是，M28∶178是曾侯谏为媿姓夫人所作，若M65墓主是曾侯谏，那橄榄形壶便不能用来判断三墓的早晚了。
（4）斜腹方鼎：M111∶73（图四，1），近似“垂腹”，“其腹部下垂的作风暗示该鼎制作年代已接近西周中期” [16]，发掘简报认为“其腹较浅，四足较短，年代很可能……更晚”[17]。这也是多数学者将M111定为最晚的曾侯墓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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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鼎属附耳带盖方鼎，但形制罕见，差可比较者如晋侯墓地M114∶216（图四，2）、方鼎乙（图四，3）。所举两鼎盖面均隆起，腹部均显现出“垂腹”，而本器盖面为平顶，“垂腹”程度特甚。方鼎乙年代已经晚至穆王 [18]，其“垂腹”尚且不及本器，因此其腹部的这一特征，很可能并非具有断代意义的“垂腹” 。与之风格类似的立耳方鼎还可举出方鼎甲（图四，4）、茹家庄M2∶5（图四，5）、茹家庄M1乙∶154（图四，6）等，均为穆王时器，但“垂腹”仍然不及M111∶73，也说明后者腹部的特征并非“垂腹” 。
M111∶73斜腹方鼎的形制前所未见，没有可资比较的出土品，无法准确判定其年代，笔者认为在搞清楚其形制变化规律及年代特征之前，不应将其作为断代依据。此外，“垂腹”的带盖方鼎早在殷墟三期的郭家庄M160中就有发现，即M160∶32[1 9] （图五），其“垂腹”的程度、粗矮的柱足均与晋侯墓地M114∶216酷似。
【叶家山墓地曾侯墓排序新论】发掘简报指出该鼎“形制风格并未在M111以外的其他叶家山铜器上所有体现，说明这很可能是一种较晚才出现的文化因素，否则应当在其他墓葬青铜器上有所传承”，这一说法恐难成立。众所周知，宝鸡地区西周初年墓葬的出土铜器中有一些较为夸张的装饰风格，如极度突出的尖刺乳丁、腹壁两侧伸出的长梁、高凸的扉棱等等。若按上述逻辑，则相关铜器和墓葬的年代均应该偏晚，而非大家公认的西周初年，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风格仅在西周初年流行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并没有被后来的铜器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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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直棱纹簋：发掘简报根据M111∶51与西周中期偏早的茹家庄M2∶8等簋形制近似，推断其年代“约为昭王时期” 。实际上，M28∶154曾侯谏作媿簋的形制与之基本相同，后者的腹壁甚至还更外鼓（图六），因此这件簋的年代并不晚。
（6）编钟：M111出土的四件甬钟及一件镈钟，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编钟，以往年代最早的编钟发现于竹园沟M7，该墓年代为康王后期—昭王前期，因而有学者认为M111的编钟也属于这一阶段，但西周早期科学出土的编钟数量极少，年代序列演变并不清楚，直接进行断代可能存在困难。此外，学界多认为编钟起源于南方地区，则南方出土的西周编钟的年代完全可能早于中原北方地区。
（7）束颈鼓腹簋：M111∶62曾侯作宝尊彝簋（图七，5），束颈鼓腹，腹饰斜方格乳丁纹，腹部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垂腹”较甚。腹饰斜方格乳丁纹的束颈鼓腹簋最早出现于殷墟二期，如小屯YM188∶R2069（图七，1）、花东M54∶177（图七，3），殷墟三、四期均有发现，如郭家庄M26∶26（图七，4）、西区GM2508∶3，多数不带双耳，但亦有少数带双耳者，如花东M54∶171[20] （图七，2）。这类簋的演变规律为口径由小于腹径到大于腹径、腹由深变浅、圈足由矮变高[21]，腹部的外鼓程度或者说“垂腹”程度早晚并无太大变化。若将M111∶62的双耳去掉（图七，6），其簋身与花东M54∶177非常接近，因此这件簋并不能作为M111年代偏晚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