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德国经济史:联邦政府把职业培训作为内部改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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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德国|德国经济史:联邦政府把职业培训作为内部改革的一部分】德国经济史:联邦政府把职业培训作为内部改革的一部分——新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从政治上解释通货膨胀的理论 , 在多元的代议民主制的意志形成和决策过程中寻找持续的通货膨胀的原因 。 其根据是个人利益、团体行为和党派竞争 。 基本的设想是 , 个人在所有生活领域中和在充当角色时(如市场参与者、选举人、利益团体的成员) , 都由个人利益所引导 , 只有在对实现自己的利益显得必要时 , 才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即行为合理化理论) 。
这一理论的第一步论证是提出疑问 , 是否所有的个人在价格稳定方面确有重大利益 。 价格水平稳定对消费者来说意义最大 , 而在生产者那里意义较小 , 因为他们可以用提高产品的价格来提高收入 。 消费者的权力很小 , 他们在购买商品时互不依赖 , 几乎不可能为他们的共同利益组成团体 , 也很难对外代表他们的利益 。 在生产者方面 , 却可能采取提高价格的一致性行为 , 因为这可以提高收入和获得明显的好处 。 还因为一种商品的生产者的数量总是要少于消费者 , 这也更可能形成共同的利益代表 。
对个人来说 , 收入的提高一般比物价上涨更为显而易见 , 这使价格稳定的捍卫者处在更不利的地位 。 因为只要物价上涨还能由收入的提高来补偿 , 这种矛盾就会缓和 。 新政治经济学的第二步论证是 , 围绕选票的党派竞争会引起内在的持续性的通货膨胀的趋向 。 一个经选举产生的政府 , 只有在有助于获得每个任期的选票时 , 才会兑现稳定价格的承诺 , 而这仅仅是例外情况 。 对大多数选民来说 , 同感受到用税款资助的社会福利所带来的好处相比 , 更直接地感到纳税是负担 。

因为对税收和社会福利的费用与效用做个人比较是不可能的 。 每个选民都倾向于要求更高的社会福利和更低的税收 。 这对稳定政策造成的结果是 , 在衰退时选民们希望 , 因而比较容易提高国家支出 , 而在高涨时则难于实行或只能推迟削减支出 。 当政治家顺应了这种预期时 , 就会出现长期的过度支出 , 导致通货膨胀 。 我们把这些论证整理一下:及时而充分地反通货膨胀几乎同利益团体和党派的利益无关 。 对他们来说 , 稳定政策可能取得的成果是不确定的 , 没有哪个团体能获得特殊的好处 。
在通货膨胀过程中遭受的损失也不清楚 , 或者 , 就是有损失的话(如存款人、消费者) , 也只在很小的程度上会造成冲突 。 相反 , 提高税收和减少国家支出则直接涉及选民的切身利益 , 使人痛切地感到收入损失 。 实际上 , 工会和企业主团体在价格稳定方面的利益很小 。 结果是国家不可能独自实现它的经济目标 。 所以 , 国家在寻求决策时 , 总要同工会和雇主协会协商 , 同它们取得一致 。 因为这两者有支配市场的权力 , 可以对稳定政策采取抵制性措施 。
在利益团体的目标排列上 , 分配目标先于稳定目标 。 后果是不得不忍受持续的通货膨胀 。 通货膨胀率在70年代初的提高 , 引起了公众见解和稳定政策的转变 , 加重了价格水平的稳定在经济目标目录中的分量 。 同长期以来的看法相反 , 加速的通货膨胀并没有持续地促进提高就业率 , 反而加重了企业对未来价格变动的不安全感 , 对企业可能的投资活动产生了消极影响 。 工会也认识到 , 各义工资虽然提高 , 但价格的提高降低了实际购买力 , 也引起了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用的提高 。

出于过去的经验 , 稳定价格水平又重新被看作适度增长和提高就业率的前提 , 从而被看作衡量政府成就的标准 。 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反应之间不存在硬性的联系 , 经济问题并不总是处于政治的中心 。 在有些情况下 , 比如原料价格上涨 , 政府不可能独自对通货膨胀负责 。 所以 , 新政治经济学对价格变动的解释也还是不充分的 。
团体的利益与职业培训改革
1969年的《职业培训法》对现行职业培训机构的任务范围作了统一的规定 。 这个法律自公布之日起 , 就受到了工会方面的批评 , 因为它未能克服职业培训中的缺陷:在企业培训和学校培训之间不够协调;国家对职业培训的管辖权在联邦、各州和联邦各部之间过于分散;工商业协会对职业培训的管理和监督不受限制;没有对资金问题做出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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