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难
事多钱少，基层财力捉襟见肘
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多数镇街的财政只能维持机关基本运作，普遍反映缺乏发展资金，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投入方面显得捉襟见肘，沦为“吃饭财政”，缺少发展资金。据统计，2017年度可支配财力超亿元的镇街仅有8个，占全市的11%；5000万元至1亿元的镇街有20个，占比28%；3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镇街有21个，占比30%；3000万元以下的有22个，占比31%，比例近三分之一。许多传导给镇街的事权任务没有相应下放人力和财权，不少乡镇反映万事都自出配套资金而且是高配，导致财政压力大。对此，有乡镇建议建立乡镇事权清单制度和分享机制，理顺分配关系。按“财力贡献型”、“潜力型”、“困难型”以及“资源保护型”类别对乡镇进行分类，从税收存量返还、增量比例分享、激励性补助、转移支付等方面，建立差别化的收入分享机制，生态补偿机制也要跟上。
当前，镇街编外人员管理处于模糊地带，数量过于庞大，且不断膨胀，有的县（区）镇街在编人员与编外人员比例高达1：2，不少镇街出现工资发放困难的情况。干瘪的钱袋子还要养大量的人，在民政、劳动、教育、卫生、文化、司法等方面，没有对适宜采取市场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尽可能交由社会力量承担，由花钱养人向花钱办事转变。
四难
“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制约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政府和组织职能不清晰，往往是大而全。镇街“看得见管不着”、部门“管得着看不见”、县域行政执法联动不顺等问题突出，长期困扰基层。镇街没有执法权，发现问题或因不具执法权而师出无名；或因专业力量欠缺而有心无力，导致效率低下。各镇街存在不同程度自主设立机构现象，有的镇街自行设立或挂牌的机构多达20个，对事业单位管理较为混乱。镇街党（工）委对市、县（区）派驻镇街机构“七所八站”缺乏有效的管理，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沟通协调，未能形成有效工作合力。不少镇街干部反映，“最大的挑战是社会管理。在开展巡查两违、环保、安全生产等工作时，发现违法行为，由于没有执法权限，只能通过发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等和向上级汇报情况，上级部门需要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来处理，走程序时间太长。”
五难
形式主义滋长，基层苦不堪言
说起基层干部的工作状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可能是最常见的形容，但基层干部反映，这个表述该改改了，现在情形是“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不仅责任压力大，日常工作还被形式主义耗费了大量精力。基层反映一项重点工作检查，一排排档案摞满了十几张桌子，村里迎接一次检查活动就需要准备9份档案存档，因为要经常打印资料，把附近的打印店“扶富”了。还有乡镇反映40多项工作要建立台账，大量微信工作群“走形变味”，变成基层的另类包袱。基层被迫应付上级任务，这也就容易催生乱作为。一些基层干部觉得“痕迹留硬点儿，工作干虚点儿，考核不扣分，就没我啥事”。凡事都得留痕，扶贫工作把照片拍了，手册填了，却把贫困户的需求忘了；安全生产日报报了，隐患清单写了，执法文书下了，却把隐患整改忘了。
六难
干部成长遭遇“天花板”，队伍活力不足
镇街干部队伍青黄不接、年龄老化、结构不合理等情况突出，部分边远乡镇35岁以下年轻干部比例不足20%，年轻干部的紧缺致使这些乡镇后备干部储备不足，队伍出现“断层”；职级结构不够合理，比如惠阳区镇街机关副科以上干部占机关公务员总数的49.2%，实际各综合性办事机构仅有1至2名中层及以下工作人员。一人多岗、一人多职的现象十分普遍，乡镇干部成了名副其实的“万金油”干部。事业单位人员流动渠道不畅，基层干部成长空间有限。许多基层干部直到退休还是正股或副股科员，“一岗终老”现象十分常见，晋升“天花板”问题影响了乡镇干部的工作热情。经常直面上访维稳、征地拆迁、公共安全和利益调节等矛盾冲突，工作任务的压力、问责追责的压力、养家糊口的压力导致“留不住人”，乡镇干部没有归属感，有的干部只能以乡镇为“跳板”，通过公开选调或招录考到上级机关。

来源：(Z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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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发展|扩权赋能强镇促村 推动惠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