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布兰顿将言行的规范作为起点，而这些规范通过隐含的知识指导着行为。在整体上构造起来的语言，构成了说话者在以谓词方式去判断之前（prepredicatively）就已知道的生活世界，而这个说话者知道人们如何进行言说（utterances）和理解言说；要做到这一点，他们无须具有关于规则和原则的清晰知识。不过，在获取自然语言过程中，参与者同时也获取了一种能力，能够将随之而发生、仅仅是习惯性的“知道如何去做”（know-how）变得清楚明白，并将其转化为专题性的“知-识”（know-that）。具有言行能力的主体，对于在实践中他们是怎样做的，原则上能够通过反思重新获得并清楚表达他们所知的一切。布兰顿认为这种“表达性能力”与能够说出我们如何做事的能力有关。逻辑语汇便服务于这一目的。我们的语汇如何以遵守规则的方式来使用？——借助逻辑表达式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清晰阐释对这个问题的直觉知识：“在较弱的意义上，任何参与语言活动，从而运用概念的东西，都是理性的存在者；在较强的意义上，理性的存在者不仅是使用语言的存在者，至少也潜在地是运用逻辑的存在者。这就是我们应当采取的理解自身的方式：即满足这一双重表达性条件的存在者。”
布兰顿自己的理论在方法上就利用了这一倾向，即通过自我恢复和反思来改善已被纳入语言当中的自身。正如逻辑学首次把人们自然而然掌握的逻辑规则清晰地说出来，形式语用学（如此书标题所示）就应当重新构造关于“语言如何通过交往而被使用”的知识：“表达理论……要说明清楚分明的（explicit）东西如何从隐含不明的（implicit）东西中产生”。首先，它必须说明命题性内容（即清晰的东西的形式）是通过规范被赋予的，而这规范却是隐含在推论性实践当中的，这就是说，必须说明具有这一内容的用法的正当性何在。其次，表达理论还必须说明，这些隐含不明的、赋予内容的规范又如何能够使自身在规则或原则的形式中成为清楚分明的。”
（2）随着语言的转向，认识的权威从主体的私人经验转到语言共同体的公共实践手中。当然，当我们对被传达的句子内容的理解，取代了“对对象的表象”的时候，这一转折并不只是远离了知识的表象模式，同时也是向达成理解（Verst?ndigung）的交往模式的转折，从而就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彼此相互承认为有责任能力的主体而言，为社会性模式的优先性钤上了证明的印信。借助交往的社会化，他们开始卷入主体间关系的网络，在那里，他们必须相互负责，做出解释。由于这种可负责性（answerability）必须兑换为各种理由的硬币，给出和寻求理由的推论性实践也就构成日常交往的基础设施。
而且，社会性的优先性也与方法论的抉择息息相关，这个抉择就是理论家采取了第二人称态度，并从交往中另一个参与者的视角出发，分析说话者的言说。布兰顿在这里追随实用主义传统，通过从完成行为的行动者的观点出发，来分析相关现象的方式，避免了客观化的心灵主义（mentalism）。因此，举例来说，“真”是什么或意味什么的描述性问题就被下面这种完成行为式的问题所取代：当我们处理像“真的”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做的；例如，强调我们是在采纳真的陈述，或是强调把我们对这些陈述的接受推荐给别人，抑或强调我们通常发现这些陈述是有用的，等等。布兰顿采取这种反客观主义的策略，用以考察一般意义上的推论活动：“这一模式所面临的说明性的基本挑战在于，为了把一组社会实践活动恰当地理解为包含着这样的实际态度，即将完成行为接受为或处理为具有论断或断言的意蕴，这组活动必须展现的结构是什么。”但是，我们将看到，语言分析家不仅必须采取试图理解言说内容的倾听者的视角，还必须采取互动过程中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态度，而作为参与者，他“接受或处理”对话者的言语行为，以便查明他本人是否能够接受这个断言为真。
2.如果参与者（就某论断）而采取了某种立场，而从其接受者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说话者的言说，这样的方法论抉择就有其重要的结果。意义理论的基本问题是：理解断言或命题究竟是什么意思？而这一问题现在被另一个问题所取代：当解释者“正确地”把说话者“接受或处理”为以其言语行为而提出真值论断者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在此必须区分两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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