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不退
罗伯特·瓦尔泽本应成为难以计数的被遗忘的庞大作家群中的一个，在嚣嚷中悄悄消失在绝对静默里。如果结果是这样，也许更符合他个人的设想，一种永恒的隐身或匿名状态，远离且彻底远离人群，像一只独自迷失在没有光线的深海里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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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瓦尔泽（1878―1956）瑞士作家，20世纪德语文学的大师，在欧洲同卡夫卡、乔伊斯、穆齐尔等齐名。在世时读者稀少，被《洛杉矶时报》认为是20世纪最被低估的作家。受到卡夫卡、本雅明、黑塞等诸多作家推崇。
1936年起，瓦尔泽的仰慕者卡尔·塞利希（Carl Seelig）定期去黑里绍精神病院看望他，陪他在森林或山间小路中长时间地散步，聊天，累了就坐在小饭馆里喝啤酒。从卡尔的记述中我们知道，瓦尔泽的反应偶尔会有些暴躁，但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沉稳、礼貌，对文学有鲜明的个人喜恶和观点，对自然风光有几乎过度的迷恋。后来，卡尔将这些拜访经历写成了《与瓦尔泽一起散步》，促成瓦尔泽作品选集的出版，甚至在德国文学界到处募捐，这让瓦尔泽“避免因交不起饭钱而被驱到贫民救济院去的命运”，也让沉默二十多年的瓦尔泽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尽管那时的“公众”少得可怜——进而扩大其影响力，受到卡内蒂、库切、塞巴尔德、苏珊·桑塔格、彼得·汉德克等人的推崇，与卡夫卡、穆齐尔、乔伊斯一起被视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象征。这个结局，我想，一定会使瓦尔泽感到惊讶，他会睁大他天真、空洞的眼睛，木讷地站在那里，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接着他会沉思一小会儿，不给出任何表示，表情依旧木讷地走开。
1929年初，瓦尔泽在长期经受幻觉和焦虑的困扰后，在姐姐丽莎的劝说下进入伯尔尼的瓦尔道精神病院，并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一年是他从柏林回到瑞士家乡后的第十六年，在伯尔尼生活的第八年。此前，也就是刚从柏林回到瑞士时，他住在比尔一家名为“蓝十字”的简陋旅馆里，靠写以瑞士自然风光为素材的小品文为生。那是一段贫苦交加的时期，甚至冬天没钱买煤取暖，但我想瓦尔泽对此不会太在意。不是说瓦尔泽为了献身写作而顾不上现实环境的艰苦，这种说法未免太理想化，而是他早已习惯了贫困。
【罗伯特·瓦尔泽：精神病患者，或自我流亡的天才作家】1878年4月月15日，瓦尔泽生于瑞士比尔一个多子女家庭，是八个孩子中的第七个。他的父亲是个文具店商人，生意不景气，因家里无法承担学费，瓦尔泽只得辍学，十四岁去银行当了学徒。贫困和对贫困的恐惧一直让瓦尔泽感到担心。经过一系列短暂的工作和失败的戏剧演员梦之后，1905年，瓦尔泽前往德国中心柏林，为的也是试图通过写作来摆脱自身的糟糕处境，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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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瓦尔泽
去柏林之前，他已在苏黎世的报纸上发了不少诗，出版了第一本书《弗利茨·考赫散文集》，这也许给他了一些信心，让他产生幻想，以为自己可以在更大的城市里得到一席之地。在卡尔1936年1月3日记录的谈话中，瓦尔泽说，“一个人永远都不应该拒绝社会。一个人应该生活在社会之中，要么为之奋斗，要么与之斗争。”我们无法知道，离开柏林二十多年后，在先后两个精神病院里度过了七年时间后，瓦尔泽说这些话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他也许是认真的，对自己的青年时代进行自我反思，可事实上，瓦尔泽的柏林时期和其他时期一样，总被远离人群的某种内在力量所牵引，对具有权威性的文学沙龙和所谓“上流文化圈”感到不适，行为有时怪诞可笑，有时放肆乖张。就像塞巴尔德说的，“从一开始，他就与世界以最短暂的方式联系着……就像他完全把物质财产和他的生命分离开来，他和他人保持着遥远的关系。”他从未真正生活在社会中，更没有为之奋斗。而他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他与社会斗争的方式，只是对于生性如此敏感脆弱的瓦尔泽来说，其结果是毁灭性的。在柏林，他的作品得到一些反响，穆齐尔和卡夫卡都喜欢瓦尔泽作品中独特的声调、反讽性和幽默感，但这并不足以阻止他在读者中的失败。在卡尔1936年7月26日的记述中，瓦尔泽告诉卡尔，脱离了文学圈子最终对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影响，而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权威和崇拜让他反感。在另一处他则说：我宁愿不去读我同龄人的作品，只要我仍然被看成一个病人。这样可以保持最适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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